问题：两起纠纷折射企业治理与风险处置难点 从公开裁判文书及工商信息来看，富力关联企业近期接连出现解散清算争议；一方面，广州溢富投资有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长期未依法清算，最终进入司法强制清算程序；另一上，成都富力熊猫城项目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公司——股东分歧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再次被提起解散清算诉讼。两起事件分别对应“僵尸企业清算难”和“项目公司股东治理僵局”两类典型问题。 原因：历史遗留、治理失衡与外部环境变化交织 广州溢富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注册资本1680万元，由自然人股东及两家企业股东共同出资。公开信息显示，公司于2008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触发解散事由，按规定应在法定期限内组织清算，但清算长期缺位。2023年9月，股东之一广州城启集团有限公司发出协商成立清算组通知未获回应，遂于2024年1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法院受理并指定清算组后，清算组接管工作却未能获得关键账册资料及可供处置的实质资产，清算难以推进。2024年5月，法院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2025年3月，该企业完成注销。整个过程反映出部分企业停业、被吊销后久拖不清算，容易出现资产线索缺失、资料断档等现实障碍。 成都富力熊猫城项目开发有限公司则属于另一种情况：公司仍在运营，但股东围绕参与经营、公司决策、知情权与收益分配等问题争议不断。公司设立于2006年，后与成都富力中心项目紧密关联。资料显示，项目历史沿革较为复杂，交易结构多次调整。此前，股东曾以“无法参与公司运作”等理由请求解散清算，法院审理认为公司正常经营且具备盈利能力，维持存续并不损害股东利益，因此驳回解散请求，且经终审及再审程序维持原判。近期，涉及的股东再次向成都中院提起解散清算诉讼。与前次诉讼相比，行业景气度、企业资金状况及项目经营预期都可能发生变化，新的事实基础或将成为本轮审理的重要变量。 影响：从个案延伸至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与投资者预期 上述两起案件带来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上。其一，退出不规范会推高交易成本。长期不清算容易导致债权债务难以厘清、财务资料无法追溯，既增加司法处置难度，也影响相关方权益实现。其二，项目公司治理争议可能削弱运营稳定性与融资预期。股东纠纷长期化，可能拖慢重大决策、影响资产盘活，并对外部合作形成阻碍。其三，在房地产行业调整期，企业风险处置更需要法治化、市场化的路径。经营压力上升时，历史遗留问题更容易集中暴露，司法救济与公司自治的边界也需要更清晰的规则与执行。 对策：依法清算、完善治理、用机制化手段化解纠纷 业内人士认为，要避免类似风险累积，重点在于将“事后处置”前移到“过程治理”。对已被吊销执照或停止经营的企业，应及时依法组织清算，妥善保管账册、印章、合同等核心资料，避免出现“无人可清、无账可清”。对仍在运营的项目公司，应完善股东会、董事会运作规则，强化信息披露与审计安排，依法保障股东知情权与收益权，并通过章程约定、股东协议、调解仲裁等方式建立分歧解决机制，尽量降低诉讼对经营的扰动。对债权债务复杂、资产体量较大的企业，也可在合规前提下考虑重整、和解、资产处置等市场化工具，提高风险出清效率。 前景：司法审理将更注重“事实变化”与“利益衡量” 就广州溢富投资有限公司来说，强制清算终结并最终注销，意味着其已完成市场退出。但该案也提示，僵尸企业治理仍需在登记管理、资料留存、责任追究等形成更完整的闭环。就成都项目公司而言，鉴于此前判决强调“正常运营与盈利能力”对是否解散的影响，本轮诉讼的关键或在于经营状况、公司治理有效性以及股东权益受损程度是否出现实质变化。预计法院将围绕公司是否陷入严重经营管理困境、是否存在难以通过其他途径化解的僵局等要件进行审查，并在交易安全与股东合法权益之间作出权衡。
两起跨越十余年的企业清算纠纷，既折射出房地产高增长时期遗留的治理问题，也直面行业深度调整期的风险处置压力。如何在稳定市场主体与化解风险之间找到平衡，如何通过更有效的司法与机制安排推动“僵尸企业”有序出清，将影响行业风险化解的效率与质量，也将对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规则完善提出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