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职这一年来，李丰一直没闲着，整天都在街头转悠，专门去了解快递员、外卖骑手这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问题。最近几年，平台经济发展得那叫一个火，催生出了一大批外卖小哥、快递员，这帮人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他们的合法权益也越来越受大伙儿重视。 李丰是浙江农村出来的农民工，以前在上海打工，还拿过上海市农民工先进个人的奖呢。他这人挺实在，为了把活儿干好，到处跑着调研，听听大家的意见。有一次，他骑上共享单车，一边在路上一边在商场门口问问题。比如遇到个外卖骑手，他会直截了当地问：“你在这儿干了多久？”对方回答说两三年了，李丰又接着问：“那你们跟平台或者外包公司签没签长期合同？”骑手摇摇头说没签，“我们也想要保险、五险一金这些保障啊，”他说，“但是人家站长就一句话，想干就干，不想干可以换人。” 按照规定，平台要是跟外卖员、快递员符合劳动关系，必须签劳动合同；就算不完全符合条件，也得签个书面协议、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可李丰在实地走访时发现，这事儿在实际操作中根本落实不了。现在的外卖和快递行业，主要是外包和众包两种用工模式。外包模式就是平台把站点承包给别人来管，这帮公司雇人干活儿，但工人和公司之间往往就签个协议，根本不规范。众包模式更简单，平台直接把任务给那些非特定的劳动者去抢单干活儿，这些人不属于公司员工，啥福利也没有。 李丰心里清楚得很：在新就业形态这块儿，现在的用工倾向就是想方设法把劳动关系给“去了”。很多平台为了省钱省力，故意设计出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套路。带着这些从基层听来的牢骚话，李丰特意去了趟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顾慧萍给他倒了杯水，一边聊一边说：“这就麻烦了。”她解释道，“这些平台用工太复杂了，”到底谁是真正的老板都搞不清楚。“法院在认定法律关系的时候也很头疼，”顾慧萍接着说，“因为工人手里啥凭证都没有。” 她指着电脑屏幕上的合同给李丰看，“你们看这些都是网上签的电子协议。”顾慧萍皱着眉头，“表面上看好像归属平台的一个公司管，”其实给发工资、罚款甚至日常管理的那个主体根本就不是这号人物。没有个明确的劳动关系一说，这就导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跟不上趟，工资报酬老是被扣压甚至消失不见，一旦出了问题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李丰自己也琢磨透了这个理儿：有些规模小或者没资质的外包公司为了抢生意压价竞争，中标以后就通过压低用工成本来保住利润。“不过相比前几年，”他还是看出来了一些好的苗头。 到了“十四五”期间，上海搞了个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工作。截至2026年1月底，上海已经把192万多人纳入了这个保障范围。 现在有些平台公司也开始想办法跟劳动者签劳动合同、建劳动关系了，还想着去给职工交社保。 还有一些平台为了留住人才，主动给那些自己掏腰包交社保的人发补贴。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处的汪洋处长也跟着分析道：“先把门打开再说嘛。”他举例说，“下一步再慢慢解决资金问题。”现在已经有平台开始搞试点了，“对于长期活跃在平台上的自由职业者参保这块儿，”平台直接补贴一半费用。 李丰告诉记者的记者朋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要想让社会保障一步到位谈何容易。为了保护好大家的权益，“咱们得赶紧把源头治理抓好。” 针对这个现状，“我有个建议。” 李丰拿出笔记本翻了翻记录说道：“建议强化协同管理机制，”要求那些在上海承包外包业务的企业，“只要用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就得定期给人力资源部门上报人数和地点。 他还希望能推动劳动保障监察、市场监管还有税务这些部门的数据共享，“建立一个外包用工信息库。”这样就能形成监管合力了。 最后他提到：“我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已经很多年了。”他一直坚持在街头调研收集第一手资料。“这几年大家的权益保障确实在一步步完善。” 这也是该领域发展活力的一种表现。“我会一直盯着这个事儿。” 他说，“只要发现问题我就继续呼吁。” 这才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该尽的责任和担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