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听力损失呈年轻化趋势，“药源性听损”不容忽视。世界卫生组织涉及的信息显示，全球听力损失人群数量庞大，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青少年和青年。长期暴露于高声级环境被认为是重要诱因之一，公共场所的声暴露风险近年也受到更多关注。另外，医疗机构在接诊中发现，除噪声因素外，部分患者在用药后出现耳鸣、听阈升高、眩晕和平衡障碍等表现，提示药物可能成为听力健康的另一类“隐形风险”。由于药物不良反应个体差异较大，且早期症状容易被忽略，药源性听损往往在听力明显下降后才被重视，从而增加干预难度。 原因——剂量、给药方式与叠加风险是关键变量。业内人士指出，药物对听觉系统的影响通常与三上因素相关：剂量与累积暴露、给药途径与输注速度、合并用药与基础疾病。以部分抗菌药为例，氨基糖苷类药物临床应用广泛，但可能损害耳蜗及前庭功能，婴幼儿、肾功能受损者等人群中风险更高；部分大环内酯类药物在快速静脉滴注时，耳鸣或短暂听力下降的发生风险会增加。抗肿瘤治疗中，含铂类药物的耳毒性已较为明确，累积剂量越大，出现双侧感音神经性听损的可能性越高，联合用药时更需要做好风险管理。 此外，非甾体抗炎药及常用解热镇痛药在超剂量或长期使用时，也可能出现听力相关不良反应；袢利尿剂在大剂量、快速静脉推注时更易诱发耳鸣与听力障碍。部分抗疟及免疫相关用药在特定疗程内也有听觉不适报告，多数停药后可缓解，但仍提示应进行规范评估。需要注意的是，个别治疗领域的相关药物在研究中提示存在潜在听觉风险，尤其在长期大剂量或与其他耳毒性药物合并使用时，更应加强监测。 除药物外，重金属及某些有机溶剂的职业或环境暴露，也可能通过影响耳蜗微循环或神经功能增加听损风险。这也提示听力保护不仅与个人习惯有关，还与用药安全和职业健康管理密切相关。 影响——从个体生活到社会成本，听力损失代价高。听力一旦受损，恢复难度大，部分损害不可逆。对个人而言，轻则持续耳鸣、听音模糊、交流困难，重则影响学习效率、职业表现与心理健康；对儿童青少年而言，还可能对语言发展与社会交往造成长期影响。对医疗系统而言，药源性听损发生后往往需要听力学评估、康复干预，乃至助听与植入等综合支持，增加医疗负担。更重要的是，药源性听损在很大程度上可预防——通过规范处方与监测，许多风险本可更早识别并降低。 对策——坚持“能替代则替代、必须用则监测”的用药原则。专家建议，从临床处方、患者用药与公众科普三上同步推进。 一是优化治疗选择。对有替代方案的疾病，优先选择听觉安全性更高的药物或治疗路径；确需使用高风险药物时，坚持最小有效剂量，尽量缩短疗程，并根据个体情况调整剂量，重点关注婴幼儿、老年人、肾功能异常及既往听力受损者。 二是减少叠加暴露。尽量避免同时联用两种及以上提示耳毒性的药物；如因治疗需要必须联合，应进行风险评估，明确获益与潜在代价，并制定相应监测计划。 三是强化早期识别与监测。用药期间一旦出现耳鸣、听力下降、眩晕或平衡障碍等信号，应及时就医评估，必要时调整或停用相关药物并进行听力检查。对需长期或重复疗程用药者，可在临床建议下定期开展纯音测听等随访，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四是提升公众科学用药意识。避免将止痛、退热等常用药当作长期用药；抗菌药应严格按医嘱使用，避免自行加量、延长疗程或不规范输注；同时重视噪声暴露控制，因为噪声与药物可能叠加损伤，使听力系统更易受影响。 前景——建立全链条风险管理，让听力保护前移。多位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慢病用药需求增加，药物安全管理需要更加精细。下一步，可推动医疗机构完善高风险药物的用药告知与监测流程，将听力学评估纳入部分重点药物的管理环节；同时加强药物不良反应监测与真实世界数据积累，形成更可操作的风险分层策略。对公众而言，听力健康应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把风险控制前移到处方决策、用药执行和健康生活方式管理之中。
听力健康关系生活质量，药物性听损的预防离不开医疗机构、制药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参与。在药物治疗不断进步的同时，也需要更重视潜在风险，通过更科学的用药观念和更完善的监测与防护体系，尽量把不必要的伤害降到最低，真正实现“治病不伤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