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国际传播进入“体系竞争”新阶段。当前国际舆论场变化加速，信息传播更趋碎片化、平台化、算法化，各类叙事并行交织，话语竞争从“单点传播”转向“系统能力较量”。此情势下，如何以更稳定的内容生产、更精准的受众触达、更可信的表达方式，推动国际社会从“了解中国”走向“理解中国”，成为主流媒体面临的现实课题。论坛围绕“传统文化新表达、国际传播新策略”展开讨论，核心指向是以系统性变革提升国际传播的组织力、产品力和到达率。 原因——制度部署与环境变化叠加，倒逼传播能力重塑。与会嘉宾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从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各上作出部署，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政策牵引与行动坐标。此外，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国际受众的信息消费习惯快速更迭，既要求叙事更加贴近真实生活与普遍情感，也要求传播更注重可验证、可理解、可分享。单一主体、单一渠道、单一语态难以持续形成影响，必须以机制协同、资源整合与技术迭代来应对。 影响——从“能传播”走向“善传播”，更需“合传播”。论坛认为，国际传播成效不仅取决于信息发布频次，更取决于叙事体系的稳定输出与多方资源的同向发力。主流媒体提升传播力影响力过程中，一上要守住事实底线与价值立场，增强信息可信度；另一方面要提升表达的亲和力与可达性，让“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更自然地被理解与接受。与会代表还提出，地方叙事正在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支点：地方的生活场景、发展细节与文化温度，往往更易跨越文化差异，被国际受众感知和共情；这也意味着需要更高水平的内容策划与议题设置，把“地方有什么”与“国家发展需要什么、世界关注什么”有机衔接。 对策——坚持内容为本、技术赋能、渠道落地与多元协同并举。论坛形成多项共识：其一，锚定用户需求，提升内容供给质量。有嘉宾以有关案例提出，国际传播要同时回答“受众关心什么”“我们要表达什么”“受众更愿意如何接收”三道题，在议题选择、语态转换、产品形态上实现更精细化的匹配。其二，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品牌矩阵与产品体系，通过专栏、评论、解释性报道等多种形态形成稳定输出，提高议题引领与持续触达能力。其三，推动海外渠道建设与本土化落地并行，既要建平台、建账号，更要建合作网络、建反馈机制，实现从“发布”到“抵达”、从“看见”到“认同”的链条闭环。其四，以技术手段提升协同效率和分发效能，减少各自为战。论坛交流中提到，围绕重大主题报道建设传播云平台、实现内容在多家媒体端口集成落地，有助于扩大覆盖面、提升传播深度，也为跨地域、跨机构协作提供了可复制路径。其五，构建群团、企业、高校、智库等多主体参与的国际传播共同体，形成内容、活动、研究与公共外交资源的联动，把“讲好中国故事”从媒体行动扩展为社会协同。 前景——以系统性变革推动“多声部合唱”，在开放交流中提升解释力。与会人士认为，面向未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将更强调体系化：一是以区域国别研究支撑议题策划与精准传播，提升对不同地区受众的理解深度与表达针对性；二是以文明交流互鉴拓展叙事空间，在对话与合作中增强解释力、亲和力与感染力；三是以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为抓手，推动内容生产、技术平台、渠道网络、人才队伍一体化升级；四是以可持续的机制保障，打通从重大议题设置到产品生产、从分发触达到效果评估的全流程。论坛强调，国际传播不是简单“输出”，而是基于事实与共情的沟通；既要讲清中国道路、中国发展、中国文化，也要学会用世界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讲出可验证、可感知、可互动的中国故事。
当文化传播跨越国界，当中国故事连接世界，国际传播正在开启文明对话的新篇章。这次讨论不仅为传播体系建设提供了路线图，更揭示了一个真理：真正的传播力来自文化自信与创新表达的结合。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中国声音必将传得更远、听得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