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县（市、区、旗）是我国行政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层级。随着新型城镇化加快，哪些城市“管得最宽、带得最多”受到社会关注。梳理涉及的数据可见——重庆下辖县级行政区38个——数量居全国地级以上城市首位；普通地级市中，河北保定下辖24个县级行政区，规模突出；石家庄以22个居前。成都、邯郸、邢台、哈尔滨、赣州、日喀则以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等地，县级行政单元多在18个左右；北京、上海、天津均设置16个区，反映超大城市以市辖区为主体的管理结构。总体来看，县区数量较多的地区既出现在省会、区域中心城市，也多分布于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或民族地区占比较高的区域。 原因—— 县区数量的多寡，并不等同于治理一定更复杂，其背后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一是自然地理与空间尺度。西部高原、山区和边疆地区地域广、人口密度低、交通半径长，需要更多基层单元承接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日喀则、甘孜等地的设置就带有明显的地理特征与民族工作需求。 二是历史沿革与人口分布。一些城市在长期区划调整中形成“多县并存”的格局，既延续传统地域文化与产业分工，也与人口规模、城镇体系演进相关。 三是功能区发展与城市扩张。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部分地区通过“撤县设区”“县改区”等方式促进城乡融合、优化资源配置，带动市辖区数量增长；同时，一些地方设立管理区、功能区承载产业平台和新区建设，治理层级随之更为多元。 影响—— 县区数量较多，既意味着治理链条更长、协同成本更高，也意味着可统筹的空间更大、发展梯度更丰富。 一上，交通、生态、公共安全、教育医疗等跨县区事项，对统筹协调提出更高要求。协同不足时，容易出现规划衔接不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均、重复建设等问题。 另一方面，县区较多也为承接产业转移、推进分工协作提供了更大空间。对中心城市而言，周边县市可产业配套、农产品供给、文旅资源开发各上形成互补，增强区域经济韧性。 此外，县区数量与财政事权、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匹配也更受关注。县域基础差异较大时，如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成为不少地方需要直面的现实课题。 对策—— 受访人士认为，面对“多县区”的治理格局，关键在于以系统思维提升现代治理能力。 一是强化市域统筹与跨区协同。围绕交通一体化、生态共治、应急联动、产业链协作等，健全市级统筹平台和跨区议事机制，降低行政边界对要素流动的影响。 二是优化区划与功能布局。因地制宜推进区划优化调整，推动城区与周边县域在规划、建设、管理标准上更好衔接；对功能区、管理区要明确权责边界，减少多头管理和职责交叉。 三是以数字政务提升治理效率。推进数据共享、事项协同办理和基层减负，提升跨区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让群众办事尽量不受行政区划限制。 四是加大对县域振兴的支持力度。围绕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推动更均衡的投入，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前景—— 随着都市圈、城市群建设提速，县区数量较多的城市将更需要从“分散管理”转向“整体治理”，通过一体化规划与高效协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同时，县域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联动将更紧密，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区的分工协作有望更深化，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区域发展格局。
县区数量的“多与少”不只是规模差异，更是一面观察城市治理能力与区域协调水平的镜子。如何在更广阔的辖域内实现规划同图、交通同网、服务同标、治理同效，考验制度设计与执行能力。把握好统筹与分工、效率与公平、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才能把“多县区”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潜力和更扎实的民生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