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曾经的“母亲河”一度承受多重压力。王琼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回望上世纪九十年代，长江流域城镇化、工业化加速推进，化工污水、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水叠加，水体自净能力受到冲击。部分水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栖息地破碎化加剧，江河生态活力出现减弱。对沿江群众而言，“鱼少了、水差了”的直观感受，映射出粗放发展方式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原因——症结在于污染排放与岸线扰动的长期累积。业内人士指出，长江干流及其支流、湖泊水网密布，污染来源呈现点多、面广、链条长的特点：入河排污口一端连接工业与生活排放，另一端直入江河；部分岸线开发强度偏高，挤占湿地和滩涂空间；再加上过度捕捞等因素叠加，生态系统修复周期被拉长。王琼认为，要破解该难题，必须从“单点治理”转向“系统治理”，既管住排污口，也修复岸线与栖息地，并推动资源利用方式转变。 影响——治理成效正在转化为可感可见的生态回报。王琼介绍，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武汉、宜昌等地江面上江豚跃出水面的场景更常见，反映出水域生态环境改善的趋势。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累计完成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治12480个，整治完成率达100%。水质上，长江、汉江武汉段水质已连续六年稳定达到Ⅱ类；2025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5.2%。资源恢复方面，鱼类资源量较禁渔前明显增长，恢复至禁渔前的3倍。多项指标向好，表明“治水—护岸—修复—增绿”的综合效应正显现。 对策——制度约束与工程治理并举，巩固修复成果。王琼表示，十年来，从全面推进重点水域禁渔，到强化城镇污水处理与管网完善；从化工企业搬迁改造，到岸线生态修复、湿地保护，再到生态补偿机制逐步建立，各项举措相互支撑，形成了从源头减排到过程管控、从末端治理到生态修复的闭环。她特别提到，长江大保护带来的变化不仅在水环境，也在沿江群众的观念与行为。她曾走访一位三代捕鱼的老渔民：在目睹渔业资源持续走低后，该渔民于2020年主动上交渔船，转为长江巡护员。其间他曾误捕一条中华鲟，如今这条中华鲟在北京海洋馆得到救护，并被取名“厚福”。从“靠江吃江”到“护江守江”，这种角色转变在沿江地区不断出现，成为政策落地与社会参与相互促进的缩影。 前景——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仍需持续用力。王琼认为，十年变化表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对立，关键在于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重塑产业结构与空间格局。展望下一阶段，长江大保护应在三个上继续发力：一是巩固排污口整治成果，推动监测预警与执法监管常态化，防止问题反弹；二是提升流域协同治理水平，强化跨区域联防联控，统筹干支流、江河湖库一体修复；三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形成“保护—修复—增值”的良性循环。
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却足以让一条河流完成深刻变化。长江大保护的这十年，是对过往发展方式的系统纠偏，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校准。它表明，生态欠账可以补上，失去的生机可以重现，前提是把保护真正放在优先位置，并以持续投入和长期坚持把治理做到底。母亲河的重生，不只属于当下，也将成为留给未来的珍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