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军阀混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1926年湖南的权力更替颇具代表性。时任湖南督军赵恒惕的突然下台——表面是部将倒戈的突发事件——实质上是当时政治与经济矛盾加速累积后的结果。作为张敬尧之后的湖南主政者，赵恒惕曾试图以“联省自治”在南北势力之间周旋。这个带有地方自保色彩的路线，在军阀割据初期确曾为湖南换来一段相对稳定。但随着北伐形势推进，他依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立场，使其既难以获得民意支持，也无力应对日益高涨的革命思潮。史料显示，赵任内虽强化警政并收紧言论空间，但欠饷问题长期得不到缓解，知识界亦遭压制，高压治理反而加快了社会矛盾的聚集。
赵恒惕失湘与唐生智上位，是旧秩序退场、新力量登台的一次切面；而赵此后在台湾仍获相对礼遇，也提醒人们：政治整合不只取决于战场胜负，还取决于对人心、资源与秩序成本的权衡。历史一再表明，稳固的治理不能只靠强力支撑，更需要可持续的财政基础、可预期的制度安排，以及对社会多元力量的有效吸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