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思想文化领域也随之发生了深刻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一股“返经汲古”的学术风潮兴起，把儒家经典的地位重新抬升到了重要位置。这次变革也对戏曲创作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戏曲不再仅仅是娱乐和消遣的工具，而是成为了承载儒家经学传统的重要载体。吴伟业、孔尚任、尤侗、李渔这些才华横溢的曲家们给戏曲注入了新的生机，把经义教化融入到了他们的创作理念中。江南地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曲家们对经典的深刻理解为这个转型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经学研究中的注疏方法被创造性地运用于戏曲领域，吴伟业在《北词广正谱序》中把戏曲表演中的科诨笑骂和儒家伦理纲常联系在一起。他在《杂剧三集序》中引用《周易》来阐述戏曲叙事中的对立统一逻辑，把戏曲提到了哲学层面。洪昇通过为《诗经》中的《郑风》《卫风》辩护反驳了传统儒家对“郑卫之音”的批评，为情感抒发找到了经典依据。尤侗强调传奇和《诗》《书》经典一样具有劝惩教化的功能。李渔则指出戏曲之义与《春秋》相通，追求“微而显”的史笔效果。通过这些论述曲家们努力打通经学与曲学的界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明确标举其宗旨本于《诗经》，融合了史学与经义。洪昇的《长生殿》通过重新解读《郑风》《卫风》论证“情”本身即蕴含于儒家经典中。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通过艺术化、夸张诙谐的方式传达忠孝节义。黄周星等人倡导的“趣”论则为教化观注入了审美趣味。这次观念转型有多个原因：明清易代带来了文化反思；江南地区有深厚经学传统和繁荣戏曲活动；曲家群体希望提升戏曲地位。这次转型对清代戏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出现了《桃花扇》、《长生殿》等巨著；曲学理论向系统化、学术化方向发展；也可能束缚了题材多样性和艺术表现自由度。在这个过程中，清初江南曲家们通过系统援引儒家经学资源完成了一次自觉革新。这次转型不仅是戏曲发展环节也是观察明清学术思想与民间文艺互动、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融合的生动剖面，留下许多关于文艺社会功能、经典诠释、雅俗文化关系思考至今仍具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