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新中国重新启动军队评衔工作。驻外使馆武官和援越军事顾问团作为军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纳入此次评衔范围，由总参谋部统一管理。 同年9月，授衔工作正式完成。驻外使馆方面，2人晋升中将军衔、4人晋升大校军衔，分别在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印度、丹麦等国的使馆担任武官或大使职务。其中谭希林原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授衔后于10月回国进入军事学院深造；韩振纪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逸凡任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副团长。 援越军事顾问团的授衔规模更大，共9人获得将官军衔。韦国清获上将军衔，担任援越军事顾问团长，系副兵团级职务；1人获中将军衔；梅嘉生获少将军衔，兼任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6人获大校军衔，分别担任副团长、政治组长、作战顾问等职务。 这次授衔工作完成，标志着新中国军队军衔制度的更完善。驻外使馆武官与援越军事顾问团人员的军衔确定，既是对其工作贡献的认可，也是加强军队组织建设的重要举措。援越军事顾问团的授衔尤其反映了新中国在支援越南抗法战争中的重要角色。这些获衔的军事人员大多在外交军事工作第一线，他们的职务调整与军衔晋升，为新中国的对外军事交流与合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这次授衔工作记录了特定历史时期我国军事外交的发展轨迹，也反映了人民军队在正规化建设道路上的坚定步伐；当年获得军衔的这些军事外交工作者，用专业素养和奉献精神，为新中国在国际军事舞台赢得了尊重。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强大的国防既需要精良的武器装备，更需要建设一支专业化、国际化的军事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