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执行与破产是实现债权、化解风险的两条重要法定路径。
执行程序侧重于对个别债权的实现，强调效率与即时兑现；破产程序则着眼于对债务人财产的整体清理与公平分配，更强调全体债权人的平等受偿与市场退出秩序。
如何在两者之间形成顺畅衔接，既关系人民群众的胜诉权益兑现，也关系资源要素有效配置与营商环境建设。
问题：部分执行案件长期“卡在路上”，既难以实质兑现，也难以实现有序退出。
实践中，一些被执行企业呈现“无财产、无账册、无人员”的状态，资产线索断裂、经营活动停滞，案件多次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收场，形成典型的“僵尸化”困境。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企业虽处于资金链紧张或债务集中到期阶段，但仍有订单、技术、市场与就业承载能力，如果在单个执行程序中直接处置其核心资产，可能导致企业经营系统被拆解，重整挽救空间被提前压缩，进而引发债权回收率下降、就业岗位流失等连锁效应。
原因：一方面，执行与破产分属不同程序体系，目标取向、办案手段和资源配置存在差异，导致在案件移送、财产调查、资产处置、信息共享等环节容易出现“各管一段”、衔接不畅。
另一方面，破产程序在个别环节存在“调查难、处置难”的现实掣肘，例如财产线索分散、资产处置周期长、强制措施不足等，影响了“应破尽破、能救则救”的效率。
再者，破产案件往往牵涉职工安置、税费处理、企业注销、信用修复等综合性事项，单靠法院难以独立完成，需要地方治理体系与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府院联动的机制化、常态化程度直接影响办理质效。
影响：执破衔接不到位，既会削弱执行权威与司法公信力，也可能使沉淀资产长期被查封冻结，影响资金、土地、设备等要素流动，增加交易成本与市场不确定性。
从宏观层面看，出清不及时会拖累行业更新与资源再配置；挽救不精准则可能将可重整企业推向“被动清算”，使债权人受偿率与社会效益“双输”。
因此，推动执行与破产的协同运转，既是司法领域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题中之义，也是稳预期、稳市场、稳企业、稳就业的重要支点。
对策：最高法在此次发布会上明确，将研究制定执行与破产衔接的指导意见，着力以制度规则统一理念、整合资源、完善机制，释放两项制度叠加效能。
一是强化政策规范引领，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与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贯穿其中，统筹推进“出清”与“重整”，在保护个别债权实现的同时，更注重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与整体价值最大化。
对长期无实质财产可供执行、经营主体已经“空转”的企业，强调优先导入破产程序，通过更全面的财产检索调查和集中处置，尽快实现出清，释放被查封冻结的资源要素。
对仍在生产经营、具备挽救前景的危困企业，则强调执行法官要前移甄别关口，做到“早移送、早救治”，避免机械处置关键资产，把重整窗口期留出来。
二是健全执破衔接工作机制，针对破产程序中财产调查和处置的难点，推动在破产程序中依法运用执行措施和手段。
例如，充分发挥网络查控等信息化手段在资产线索发现、账户资金查明方面的作用；推动执行部门协助解封、办理破产财产不动产腾退等具体事项，以更强的程序协同提升处置效率。
同时，依托信息化平台建立执行与破产的信息共享机制，减少信息壁垒、降低重复调查成本，提升司法资源使用效能。
三是深化府院联动机制，将执破衔接纳入地方综合治理格局，推动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协调机制，重点破解职工安置、税费减免、企业注销、信用修复等“跨部门”难题，并推动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的数据互联互通。
在此框架下，破产不再仅是法律程序的终点，更成为风险处置与社会治理协同的过程，既守住风险底线，也为产业升级腾挪空间。
前景：随着执破衔接制度进一步细化落地，预计将对两类案件办理产生明显牵引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加快“僵尸企业”出清节奏，提升终本案件再出清的可能性，推动沉淀资产回到市场循环；另一方面，有助于更精准识别可救企业，通过重整、和解等方式维护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稳定就业与产业链供应链。
更重要的是，执破协同将推动司法从“单案兑现”向“系统治理”延伸，通过规则明确、手段强化、协同增效，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经济效果的统一。
执行与破产的全方位衔接，体现了现代司法制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协调机制，人民法院正在探索一条既能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又能保护企业和职工权益的新路径。
这一改革不仅是司法制度的完善，更是对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这一重大经济社会目标的有力支撑。
随着执破衔接指导意见的制定和相关机制的逐步完善，我国债权实现制度将更加科学合理，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将进一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