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同为启蒙思潮，为何路径选择迥异？ 在《国富论》出版25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前后，学界和公众再次回望18世纪欧洲思想版图。近日，文汇讲堂邀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围绕苏格兰启蒙与法国启蒙的差异进行解读。罗卫东认为——二者都倡导理性、反对蒙昧——但在社会变革路径上呈现明显分流：苏格兰思想家多主张在既有制度框架内推进改革，强调循序渐进；法国思想家则更倾向于以激烈方式冲击旧秩序，其思想在后来社会震荡中被深入放大。 原因：社会结构与历史处境塑造了不同“改革语境” 罗卫东分析，苏格兰启蒙之所以呈现改良取向，首先与其政治经济环境有关。18世纪的苏格兰在联合法案后加速融入更广阔的市场与制度体系，商业发展、城市兴起与教育扩展，为“在秩序中改进”的社会想象提供了现实基础。其学术共同体较为成熟，大学与社团形成稳定讨论机制，思想传播更强调可检验的经验与公共理性。 其次，苏格兰启蒙对人性与社会运作的理解更趋审慎。以休谟、哈奇森、斯密等为代表的思想传统，往往从人的有限理性与社会习俗的形成机制出发，强调制度演化、道德情感与市场交换之间的复杂互动，因此对“以单一理念迅速重塑社会”的方案保持警惕，更倾向于通过教育、法治与政策改进逐步纠偏。 相较之下，法国启蒙的激进色彩与其旧制度危机相互交织。启蒙思想家在反教权、反特权、反等级等议题上火力集中，既源于思想解放诉求，也与当时政治结构僵化、社会不平等加剧、公共财政困境等现实矛盾相叠加。理念批判与社会动员相互推升，使“彻底清算旧制度”的话语更易获得回应，并在随后历史进程中转化为更剧烈的政治行动。 影响：两条路径分别塑造了现代经济与政治想象 罗卫东指出，苏格兰启蒙的改良取向在《国富论》中体现得尤为清晰。斯密强调分工与竞争对财富增长的重要性，主张在法治与秩序保障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时也并未忽视公共教育、基础设施与制度正义的必要性。其贡献不仅在于奠定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也在于提供了一种“通过规则完善释放活力”的治理思路：把社会进步理解为可持续、可迭代的制度优化过程。 法国启蒙则在权利观、政治正当性与公民平等理念上影响深远。对专断与特权的批判推动现代政治理念的重构，使“自由、平等、权利”的价值诉求更具普遍性。但其路径也提示人们：当社会矛盾高度累积、改革空间被压缩时，理念的激烈化与行动的对抗性可能同步上升，社会转型成本随之加大。 对策：从历史比较中提炼当代治理启示 罗卫东认为，重访启蒙分野并非停留于学术争论，而在于为现实提供更有解释力的坐标。对当代而言，至少有三点启示值得重视：其一，改革应以制度建设为支点，在法治框架与公共理性基础上形成稳定预期，避免把复杂问题简化为“立刻推倒重来”。其二，教育与知识体系是社会改良的长期动力，公共政策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与社会流动性缓释结构性矛盾。其三，面对不平等、机会分配与公共服务短板等问题，应以可执行、可评估的政策组合持续推进，减少社会撕裂的风险。 前景：对启蒙遗产的再理解将持续深化 随着世界格局与技术革命不断演进，“如何在稳定中推进变革”成为许多国家共同面对的课题。罗卫东表示，苏格兰与法国启蒙的差异提醒人们：思想的力量离不开具体社会条件，任何改革方案都必须与制度承载力、社会结构与公共心理相匹配。围绕《国富论》及对应的思想传统的研究，未来或将从经济学史延伸到公共治理、社会心理与制度演化等更广领域，为理解现代化进程提供更坚实的历史参照。
回顾启蒙运动的分野，重点不在于简单评判"改良"与"革命"的优劣，而在于理解思想如何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并解决实际问题。《国富论》出版250周年的启示在于：社会进步既需要理想追求，也要尊重客观规律；既要明确目标，更要找到合适的实现路径。这些历史智慧对当今的改革与治理仍具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