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固体废物增量大、结构复杂，“末端压力”与“身边扰动”并存；当前，我国每年新增固体废物超过100亿吨，涵盖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固废、农业废弃物以及危险废物等多类型、多来源废物流。固废一旦处置不当，易产生异味、渗滤液、扬尘等问题，直接影响社区环境质量与群众健康安全。随着城市化加快、消费规模扩大以及部分地区产业结构偏重，固废治理既承受总量增长压力，也面临精细化管理不足的挑战。 原因——发展方式与治理体系仍转型期，源头减量约束需要制度加力。一上，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形成的“多消耗、多排放”惯性尚未完全扭转，建筑施工、工业生产、旅游消费等环节仍存一次性用品使用较多、回收链条不畅、分类质量不高等问题。另一上，固废治理涉及多部门协同和全链条管理，标准体系、责任边界、执法衔接等仍需深入理顺并强化法治化保障。此次审议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在整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制度基础上，专门设置绿色低碳发展对应的内容，将循环经济、资源综合利用提升到更高层级，有助于以更强约束推动企业少产废、易回收、可循环，推动治理重心由“末端处置”向“源头减量”前移。 影响——试点扩容带动治理能力提升，公众行为改变成为重要增量。自2019年首批11个“无废城市”试点启动以来，试点范围到2022年扩大至113个城市，并覆盖8个特殊地区，各地围绕工业、生活、建筑、农业、危险废物等重点领域推进治理项目。“十四五”期间，全国实施各类固体废物治理项目3000多项，累计投入资金约5600亿元，固废产生强度下降10%以上，综合利用水平提升接近三成，末端填埋压力得到缓解。，各地以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基本单元推进“无废细胞”建设，数量已接近4.4万个，“无废”理念从政府推动逐步转向社会自觉，分类投放、节约消费、循环利用等习惯出现更明显变化，为制度落地提供了社会基础。 对策——以法治牵引、标准引领和场景创新推动全链条治理。面向“无废城市”建设下一阶段，各地正在从“建项目”转向“建体系”：一是强化制度供给与执法保障。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强调系统设计与创新安排，突出全民参与、共治共享，并通过加大处罚力度等方式提高违法成本，为固废全过程管理提供更有力的法律支撑。二是聚焦源头减量与资源化利用。通过清洁生产审核、绿色设计、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推动工业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降低对填埋等末端方式的依赖。三是以标准和“无废细胞”扩面提质，形成可复制模式。以文旅场景为例，今年1月三亚、杭州、苏州入选联合国全球“迈向‘无废’的20个城市”名单，显示我国在城市固废治理与社会动员上的成效。三亚针对淡旺季人口波动和旅游固废占比高等难点，推动旅游全链条“无废”场景建设，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制定多项行业标准，培育数百家“无废细胞”，推动重点场所“无废”理念覆盖。成都结合展会、赛事等活动密集特点，探索“无废展会”“无废赛事”，将一次性消费高峰转化为可落地的绿色治理场景。云南景洪通过可回收物兑换纪念品等方式提升游客参与度，形成文化氛围与治理成效的良性互动。资源型地区也探索转型路径。内蒙古鄂尔多斯工业固废年产生量约1.5亿吨，近年来以“无废城市”建设为牵引推进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推动“地下掘金”向“地上生金”转变，为高强度工业地区减污降碳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参考。 前景——试点将持续扩围，覆盖目标明确，关键在于从“点上示范”走向“面上治理”。据相关部署，“十五五”期间“无废城市”试点城市数量将推广至约200个，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未来一段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将更强调系统集成：在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公共服务和消费端协同发力，形成“减量—回收—利用—处置”闭环；在数据化监管、跨区域协同处置、危险废物全链条追溯等上补齐短板；在公共机构先行示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公众广泛参与的格局中，把“看不见的垃圾问题”转化为“看得见的治理能力”。
“无废”不是不产生废物，而是以更少的资源消耗和更高的循环效率，把对环境与健康的影响降到最低；从试点扩围到法治护航，从“无废细胞”到行业场景治理，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过程，也是推动生产生活方式深度调整的过程。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把社会行动凝聚为共识，才能让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更稳定、更可持续的生态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