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世界秩序为何呈现“加速重排” 近期国际局势波动加快：大国博弈升温，局部冲突久拖不决，能源、粮食与供应链安全多次承压，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议题上的分歧也更为明显。富尔索夫在网络视频博客节目中据此判断，人类正在进入“全球动荡期”。他认为，当前若干事件更像结构性转型的开端而非终点，并将该过程的持续时间估计为50至60年。 原因：多重变量叠加推动体系性转型 一是力量对比持续变化。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国际格局经历扩张与反弹，新兴力量中心在经济规模、科技能力和区域影响力上不断增强。单一主导带来的政策外溢与反作用同时上升，使规则之争更复杂。 二是技术革命重塑权力结构。数字化、信息网络与新兴产业正在改变生产组织和社会治理方式，使“技术—资本—治理”之间的联动更紧密。富尔索夫提出，新秩序要走向稳定，往往需要革命性新技术出现并完成社会层面的吸收与适应，这也意味着制度、产业和公共治理都可能被迫重新设计。 三是精英集团内部再分配压力上升。在全球化深化与发展不均并存的背景下，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科技平台与传统政治力量的利益诉求分化，政策取向更容易摇摆。富尔索夫强调，“妥协”是资本主义体系演化中的常态，顶层集团之间达成交易与新的均衡，是新秩序逐步成形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是国际关系的历史惯性与断裂并存。该学者将苏联解体视为两极格局终结的关键节点，认为此后跨国企业与跨国结构迅速壮大，金融、信息与文化传播在全球议程中的分量上升。民族国家虽仍保有形式上的主权，但在部分领域对超国家决策与跨境规则的依赖加深。 影响：竞争焦点或向“信息与资源控制权”集中 富尔索夫判断，未来主导权竞争将更多围绕信息与资源展开：谁掌握前沿技术、数据体系、关键基础设施和调控工具，谁就更可能在产业链分工、金融定价、舆论叙事和规则制定中占据优势。其逻辑在于，信息不仅影响经济效率，也直接关联安全与社会稳定；资源不仅是能源矿产，也包括芯片、算法、算力、航运通道等“新关键要素”。 在这一框架下，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可能深入被“治理化”，即通过规则与协同机制推动权力与资源向少数节点集中。该学者认为，这类议题需要跨境协调，客观上为超国家机构强化作用与技术管控提供空间，从而影响未来的“准入权”——哪些国家、企业或群体能够进入关键技术与高端市场，哪些可能被排除在外。 对策：在不确定性中提升国家韧性与合作能力 从全球经验看，秩序重塑期往往伴随规则调整、阵营分化与风险外溢。面对长周期动荡，各国需要在三上增强能力： 其一，夯实科技与产业基础，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可控与供应链韧性，避免在核心技术、数据与基础设施上形成单点依赖。 其二，改进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在气候、能源、网络与公共卫生等议题上坚持多边协商，推动规则更公平合理，防止借“全球议题”之名行排他之实。 其三，提高国内治理的适配性。技术变革带来就业结构变化、隐私与安全张力、分配格局调整等新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教育培训与社会保障提升社会承受力，减少极化与撕裂。 前景：新秩序成形仍存变量，长期演进或呈阶段性“波动—再平衡” 富尔索夫将新秩序形成的时间表设定为五六十年，并认为在没有全球性灾难的情况下，转型可能以相对可控的方式推进。需要看到，影响秩序走向的变量很多：技术突破路径、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地区冲突外溢程度、国际机制改革速度等，都可能改变进程节奏。总体而言，未来较长时期或将呈现“冲突与协调并存、分化与合作交织”的局面，国际规则也可能在反复博弈中逐步重塑。
当世界进入深度变革期，没有国家能置身事外。富尔索夫的判断既不是悲观论，也不是简单预言，而是在提醒国际社会：看清变化的规律，才能更好把握主动。在霸权政治与多极诉求碰撞、技术跃迁与制度滞后交织的背景下，人类文明正站在新的路口。减少零和对抗、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才可能实现从“丛林法则”走向“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