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顺成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中国基层文化工作的变迁。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他，童年经历饥荒与困顿，却也在那段日子里体会到文化的价值。他常说，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供品，而是在艰难处境中给人以精神依靠的力量。这份朴素的理解，贯穿了他此后五十多年的文化实践。 苦难是李顺成最早的老师。为了能吃上一口热粥，他白天跟着生产队放牛，晚上把课本垫在膝盖上背功课。也正是在这样环境里，他发现写诗能把饥饿与压抑转化为心里的光。初中时，他在作业本背面写下第一首诗《村口的老槐》，被语文老师用红笔圈出，贴在教室门口。那一圈红色像火种，点亮了他的文化之路。 进入公社工作后，李顺成依旧坚持写作。在还没有电力的年代，他点煤油灯，伏在八仙桌上创作，最终写成第一部小说《槐巷谣》。作品引起宣传部门关注，一纸调令把他从土坯房调到县城，也由此开启了他在广电领域的职业阶段。 进入广电局后，李顺成的文化实践进入新阶段。他自办十三个栏目，其中《百家姓》最具代表性。节目把县里两百多个姓氏做成“村中名片”，通过广播讲述每个姓氏背后的文化故事。节目播出后，邻县群众甚至坐大巴追着信号收听，只为听到自己姓氏的那一期。一位听众说：“听到自己的姓，就像在外乡听到了家乡话。”这个细节也说明，文化能跨越距离，唤起人们对家园的认同。 《百家姓》很快成为国家广电总局的典型案例，李顺成也因此受邀到北京分享“姓氏文化如何激活县域传播力”。这个经历让他更清楚地意识到，文化不是停在过去的标本，而是连接当下与未来的行动。 如今，李顺成把更多精力投入文化策划。邯郸太极馆、衡水大运河纪念馆、沧州铁狮子数字复原等项目，都凝结着他对传承方式的新理解。他不再只是把文化“搬过来”，而是努力为文物与遗迹找到“发声”的方式，让沉睡的资源在当代重新被看见、被理解。 在他看来，文化策划要把四个要素打通：目标、奋斗、成就、发展。文化不能停留在口号或堆砌材料上，而要抓住核心表达，让不同地方的人文历史体现为各自的亮点。这种变化，也反映出当代文化工作者从“守着传”走向“主动做”的转型。 李顺成的实践也提出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文化怎样真正进入当代生活。他用一个比喻解释——文化像雨中的香气，先让人闻到，再让人愿意追问其中的灵魂。这意味着传播不能只停在学术表达上，而要用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让普通人感到文化就在身边、有温度。 从乡村到县城，从写作者到策划人，李顺成的半个世纪见证了基层文化工作的演进。他用行动证明，文化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人人可参与、也能从中受益的生活内容。在他的推动下，那些曾经沉默的历史、被遗忘的故事，正以新的方式重新获得生命力。
文化传承的关键，不在于把历史“说得更大”，而在于把历史“说到人心里”。从煤油灯下的笔耕不辍，到栏目策划与文博表达的持续探索，李顺成的经历提示我们：当传统回到生活场景，当传播遵循群众的理解方式，文化就不再是遥远的过去，而会成为照见当下、通向未来的共同语言。县域文化振兴，归根结底是一条把资源转化为认同、把记忆转化为力量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