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础教育规范治理仍有几处矛盾较为突出；代表们调研发现，个别学校招生环节打“擦边球”：从初中阶段的隐性选拔，到高中阶段变相“签约”、承诺性录取等情况仍有发生，甚至出现干扰学生志愿选择、违规借读等问题；在教学评价上，周测、月考、跨校联考等高频考试在部分学校依然普遍，学生长期处于刷题与排名压力之下；校外培训治理虽有阶段性成效，但业态变化很快，线上线下加速融合，“自习室”“托管”“研学”等新形态与变相学科培训交织，给识别取证和执法带来更大难度。 原因——这些问题背后有相似的治理逻辑需要调整。一是优质资源供给与社会期待叠加，部分学校把“抢生源”与“升学率”简单挂钩，形成以分数和名次为中心的竞争惯性；二是评价导向向素养培育转型仍不充分，个别学校缺少科学的考试计划和诊断性评价体系，考试被过度使用，甚至异化为筛选工具；三是培训市场在需求牵引下不断“换壳”，叠加监管主体分散、标准不统一、证据固定难、跨部门协同成本高等因素，使部分违规行为借助新场景游走在规则边缘。 影响——若不及时治理，将持续扰动教育生态。违规“掐尖”招生会带偏办学方向，挤压学校专注教学的时间和空间，迫使校长教师把精力耗在“招生竞赛”上；频繁考试加重学生学业和心理负担，占用体育锻炼、兴趣培养与自主学习时间，不利于全面发展；校外培训监管存在盲区，容易带来新的教育焦虑和家庭负担反弹，也会对学校课堂教学改革形成外部压力，削弱“双减”的整体效果。 对策——代表们建议从制度供给、过程管控与法治保障同步推进。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实验中学党委书记全汉炎提出，深化招生制度改革、净化招生环境，严格落实教育主管部门规定，推动中学招生从“擂台式竞争”回到“平台式发展”。他建议，减少过度宣传和功利化的校园开放活动，切实保障学生和家长的自主选择权，学校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志愿填报；同时通过规范招生行为，营造更安静的办学环境，让校长聚焦管理、教师回归教学，把重心放在提升课堂质量和落实立德树人上。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党委书记李静聚焦考试治理，建议减少不必要的考试频次，让考试真正服务教学改进。她指出，对应的文件已对日常考试管理作出要求，关键在执行：要制定学期考试计划，明确每次考试的目的和结果使用范围，防止随意组织、层层加码；坚持“减考不减质”，提升命题质量与评价诊断功能，减少机械重复训练，引导学校从题海战术转向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与作业管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阜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善竑建议，为校外培训监管提供更有力的立法支撑，推动治理法治化、规范化。他表示，当前行业形态更趋多元复杂：学科类机构转型与非学科类机构增加并存，线上线下融合使监管边界更模糊，新业态不断出现也对规则适配提出更高要求。应加快相关立法和配套制度建设，更明确监管范围、责任主体与处罚尺度，统一不同类型培训机构的准入、收费、课程内容与安全标准，完善跨部门协同执法与常态化监管机制，同时提升对隐形变异培训的识别和处置能力，以更稳定的制度预期提升政策执行力。 前景——多位代表认为，基础教育治理的关键在于持续校正导向、提升供给、强化法治。随着招生秩序进一步规范、考试管理更科学、校外培训监管制度加快完善，学校将获得更稳定的办学预期，课堂教学质量与学生综合素养培育有望增强。同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更均衡供给、完善多元评价体系，也将从源头缓解社会焦虑，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
教育治理既关乎民生，也需要系统推进；整治违规招生、减少无效考试、推进校外培训监管法治化，核心是让学校把时间和资源用在育人而非竞争上，让学生把精力投入到学习、运动与实践等成长所需之中。推动基础教育规范管理，需要制度约束与治理温度并重、集中整治与长效机制并举，持续夯实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