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和1968年，一大批老干部，比如宋任穷、宋时轮、廖汉生、张爱萍、伍修权和王平，因为政治运动而被靠边站。他们经历了长时间的监护生活，直到1972年才被释放，重新安排工作。这些老将回来后，却发现自己很难开口说话，因为在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中，语言能力受到了影响。他们开会时说话磕磕巴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而是普遍存在于这些老干部中。 比如王平，他曾担任南京军事学院政委。1967年，他被政治冲击扣上多顶帽子，遭长期监护。1972年，他的老伴帮他把申诉信送到中央领导手中后，他终于收到通知要调动工作。当时王平以为会被调到别的地方，内心非常忐忑。下午有人告诉他上级指示先回家等待结论。五年的监护生活让他几乎与世隔绝，只面对老伴一个人。回到家后他说话也磕磕巴巴的。 虽然重新获得自由了，王平接下来三年还是赋闲在家。他曾去北京请求工作安排，上级却一直给他慢慢来的答复。直到1975年才接到任命调到炮兵部担任政委。初上任时他在就职大会上因为多年没开口说话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只能简单说了几句。 在王平之前还有廖汉生也有类似经历。他曾任北京军区政委。1967年遭到冲击后被迫监护五年，与家人几乎失去联系。1972年他被通知回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后赋闲一年多。要不是通过向老战友宋时轮表达自己想工作的意愿，他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返岗位。 宋任穷的境遇更漫长一些。自1967年被靠边站以来直到1977年才重新获得工作机会而且还是通过张爱萍推荐才得以复出的。虽然早已解放了但上级一直没安排他的工作背后牵扯着政治问题的尾巴。 除了以上这些例子还有一批老将如伍修权等人也出现了类似现象：经历政治低谷后语言能力暂时受损但最终都重新走上岗位证明了自我迎接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