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悲鸿先生于1935年、1937至1938年、1942至1946年三度入川的经历并非总能被人轻易想起，但若要追溯他与巴蜀这片土地的深厚渊源，这场在四川启幕的特展无疑是最直观的载体。这位被视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奠基人之一的艺术家，他的艺术生涯从始至终都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交织。面对那“致广大、尽精微”的理念和融汇中西的实践，以及他“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的人格风范，我们看到的是一座永远不倒的艺术丰碑。 尽管时间已经流逝了九十载，但徐悲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痕迹却依然鲜活。尤其是四川博物院里收藏的《六骏图》，还有新都宝光寺里那幅《立马图》，那匹昂首屹立、奋发昂扬的骏马，其实就是艺术家本人气节的化身，也是民族精神的象征。除了艺术创作，悲鸿还在1942年把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建立在重庆盘溪，并为中央美术学院留下了重要的源头。他在那里推行融合中西的现代教育理念，培养出了大批人才，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悲鸿学派”。这段教育实践史不仅为战后的美术发展储备了力量，更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四川地区现代艺术教育的成长。 特展的策展思路非常清晰，它不仅汇集了悲鸿不同时期的代表作，还通过文献、影像和实物构建起了立体的历史语境。比如展览特别强调了他与四川文化界的交往，像他为成都武侯祠题写的“万古云霄一羽毛”匾额，就彰显了对蜀汉历史人物气节的推崇。虽然这九十年的时光让岁月沧桑变迁，悲鸿先生的艺术精神与巴蜀大地却早已血脉相连。 无论是《峨眉古寺》里那简练而深远的意境，还是他笔下标志性的奔马形象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些都证明了他对自然景观的独特感悟和笔墨转化能力。抗战期间随中央大学内迁至重庆的经历更是让他的创作发生了深刻转变。他把目光投向了现实大地与普罗大众，创作了《巴人汲水》《巴之贫妇》等现实主义力作。《巴人汲水》以垂直长卷构图生动刻画了劳动者取水运水的艰辛场景，被称为中国现代人物画的现实主义典范。 这场名为“天马行川”的展览就像是时光的倒流机，把我们带回了那个交织着家国情怀与艺术求索的峥嵘岁月。那些珍贵的手稿、教案和学生作品清晰地勾勒出了那段重要的教育实践史。它既是对一位艺术巨匠的深切缅怀，也是对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文化坚守与创造力的隆重致敬。让我们再次认识到伟大的艺术必然根植于时代与人民，它跨越时空滋养着民族的精神家园。徐悲鸿在川的岁月及其留下的艺术瑰宝已成为巴蜀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华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