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寄递渠道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工具链”之一。当前，诈骗手法迭代加快，除传统的电话、网络引流外，一些不法分子借助寄递渠道实施“空包引流”“冒充快递客服诱导理赔”“夹带涉诈传单”等行为，甚至通过寄递现金、黄金等贵重物品转移资金、进行洗钱。寄递环节点多线长、参与主体复杂，一旦把关不严，涉诈物品就可能披着“日常快件”的外衣进入流转链条，增加群众识别难度，也抬高警方追查成本。 原因——高频寄递与隐蔽投递叠加，带来治理难点。一方面，快递业务量持续增长，包裹类型更复杂、时效要求更高，一线验视与甄别压力随之增大；另一方面，诈骗团伙常用“批量投递”“分散寄递”“虚假身份”等方式规避检查，把涉诈内容伪装成宣传单、保健品、礼品件等普通物品。加之部分网点人员流动较大、执行标准不一致，制度和技术跟不上时，容易出现管理断口。 影响——拦截关口前移，可明显降低群众损失和治理成本。多地实践显示，加强寄递反诈既能截断诈骗链条，也能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推动打击从“末端追赃”转向“源头阻断”。例如，贵州有关网点因成功拦截涉诈包裹受到行业主管部门表扬；重庆一网点严格执行验视流程，拦截夹带涉诈传单的快件近3000件；河南有网点在收寄核验中发现涉诈现金10万元；广东涉及的网点配合警方抓获收取涉诈黄金嫌疑人，追回黄金440克。案例表明，把“异常件”识别做在前面，能够最大限度压缩潜在受害面。 对策——以“揽、转、派”全链条治理筑牢三道防线。其一，守住揽收入口关。将实名收寄、开箱验视、过机安检等要求落实到位，对夹带涉诈传单、疑似引流物料，以及异常寄递的现金、黄金等物品，依法依规拒收并及时上报，尽量把风险拦在源头。其二，严控中转分拣关。中转环节是快件集中流转的关键节点，通过在集运中心配置智能安检设备、建立异常报警机制和专人复核流程，可提升可疑快件发现率与处置效率，避免涉诈物品在网络内扩散。其三，抓紧末端派送关。依托网点、驿站与快递员贴近社区的优势，在投递时向收件人提示“陌生包裹不轻信、理赔退款需核实、链接二维码慎扫码”等风险点，将反诈提醒延伸到“最后一公里”，对易受骗群体形成更直接的提示与二次核验。 同时，寄递反诈成效离不开警企协同与行业监管合力。近年来，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推进寄递渠道综合治理，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制度标准、技术能力与应急处置机制同步完善。相关企业统计显示，2025年以来累计拦截可疑涉诈快件130余件，协助破获涉诈案件8起，挽回经济损失数百万元，并对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开展内部表彰。数据表明，反诈治理既需要一线“守门人”，也需要机制和组织保障。 前景——寄递反诈将向精细化、数字化、常态化推进。随着诈骗手法不断变化，寄递企业需在合规前提下深入提升风险识别能力：一是加强对异常寄递行为的研判，完善黑灰产特征库和疑似件处置闭环；二是加大一线员工培训与考核，确保标准动作落实到位；三是与公安、银行、电商平台等强化信息联动，推动线索更快流转、证据更早固化。可以预期，随着智能安检覆盖率提升、制度执行更严格、公众防骗意识增强，寄递渠道被诈骗链条利用的空间将进一步收窄。
快递反诈成效的背后，是公共服务与市场主体的责任共担；随着《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深入实施，如何把阶段性拦截转化为长效治理机制，仍需政企数据互通、标准细化诸上持续推进。这场守护“包裹安全”的行动——既检验行业治理能力——也体现社会协同共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