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过去依赖高速外延增长，转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策略。早在2020年五中全会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已经被写进了国家战略，这是一个18年来最重要的战略转向。在外向型经济中，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度依靠出口，最高时出口占GDP的七成。但这个模式不可持续，而且不环保。过去，铁矿石90%靠进口，钢铁生产一半再出口；70%的石油被烧掉后变成塑料和布料，又运到海外。这种“为出口而生产”的循环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极大，一旦海外订单减少，港口空荡、工厂停工等问题就会出现。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今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增速跌破5%。虽然官方口径仍在5%-6%，但企业端感受到的压力更大：外需萎缩，东南亚抢夺订单；沿海工厂订单断档；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土地财政缩水。这些问题给国内大循环带来巨大挑战。 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为了救市，4万亿资金中有70%投向了城市基建和沿海港口等项目。外资也在这个时期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比如iPhone在深圳组装、耐克鞋在晋江生产。跨国公司把中间品搬到中国生产后销售到全球市场。这样的模式虽然消化了全球过剩产能，但是中国却成为了为别人打工的地方。美元放水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给中国买单；美元加息导致资本回流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 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央发行1.39万亿国债进行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等项目。十年间累计投入9万亿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和生态保护项目。2009年第二轮4万亿主要投向了城市地铁、高铁和保障房建设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这些投资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市场这两个资产池。房地产市场从居住消费品升级为金融投资品，“全民炒房”现象出现。 当城市基础设施饱和、房地产市场低迷时，真正的第三个资产池只能藏在广袤乡村里。乡村振兴不是简单地种植农作物而是要把山水林田湖草整体打造成可投资、可经营、可交易的资源性资产。产业生态化让农民通过土地入股、林地分红等方式一次分配就得利；三变改革将资源转化为资产、资金转化为股金、农民转化为股东；生态产品价值化将清新空气、干净水源等生态资源量化成经济价值。 乡村振兴是国内大循环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之一。只有让农民分享到资源性资产的第一桶金，并且让乡村承载起产业和生态功能，中国才能把内需这块最大蛋糕真正做起来。乡村振兴不是扶贫收尾而是国家经济转向的“新发动机”，国内大循环能否成功取决于乡村发展的成果。 国内大循环从外向型经济向双循环战略转变需要全面再平衡资源环境、城乡关系和资本逻辑。通过把乡村打造成投资洼地吸引城市资本流入，产业与生态相结合形成可持续发展模式。 第一资产池是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资金池；第二资产池是房地产市场形成的资金池；第三资产池是通过乡村振兴形成的资源性资金池。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国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 第三阶段发展还需克服一些困难：比如东南亚国家抢夺订单、沿海工厂订单减少等问题给国内市场带来压力；外资涌入带来输入型通胀通缩双重风险；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过剩和全民炒房现象等问题都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