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跨境交易履约完成后货款长期拖欠，企业资金周转承压 据介绍，山东某企业与乌兹别克斯坦某企业长期开展跨境贸易合作。2024年，乌方分4批次向中方采购货物，累计应付货款1515181.26元人民币。中方按约完成交付，货物经物流清关并验收确认。但交易完成后，乌方未按合同付款。2024年至2025年6月，中方多次跨境沟通催款仍未结果，欠款长期占用，企业现金流与风险管控承受压力。 原因：跨境规则差异与合同管理薄弱叠加，导致催收成本上升 业内人士指出，跨境买卖纠纷的难点往往不“是否交货”，而在证据链是否完整、适用法律是否清晰、执行路径是否可预期。一上，中乌双方若合同文本、付款条件、争议解决条款等约定不够细化，容易在逾期责任、损失计算、付款路径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另一上，跨境沟通成本高，语言与法律体系差异明显，若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及当地民商事规则缺乏系统把握，往往会出现催收周期拉长、谈判空间被动等情况。此外，部分境外企业在资金压力或内部管理问题下可能采取拖延策略，深入推高中方维权成本。 影响：纠纷处置效率关系企业“走出去”信心与供应链稳定 近年来，“一带一路”合作持续推进，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升温，交易量增长的同时，付款违约、验收争议、汇兑与合规等风险也更为突出。此类纠纷若处置不当，轻则增加财务费用与坏账风险，重则影响后续订单与市场布局，并可能传导至供应链上下游，削弱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与信用表现。对中小外贸企业而言，单笔百万级货款长期被拖欠，足以影响生产排期、融资成本和用工安排，风险外溢不容忽视。 对策：以证据固定为基础，以法律交涉促履行为主，兼顾程序性兜底 据国樽律所介绍，2025年7月1日，该所接受山东企业委托后，指派涉外律师牵头，并与乌兹别克斯坦当地执业律师组建专项团队。7月2日至10日，团队对订单及合同合意文件、交货凭证、物流清关单据、验收材料、对账与沟通记录、催收凭证等进行集中梳理，完成必要翻译与合规核验，并对公约规则与乌方对应的法律进行比对研判，明确违约事实、责任边界及可主张损失范围，形成“优先非诉高效回款、必要时启动跨境法律程序”的处置思路。 7月11日，律师团队向乌方发送多语种律师函，明确欠付事实及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要求限期支付货款及逾期损失。此后在7月12日至10月20日期间，双方围绕对方提出的抗辩与拖延理由开展多轮线上线下磋商。办案人员以证据材料和规则适用为支撑，逐项回应争议点，推动谈判回到合同义务本身。10月21日至30日，双方就支付金额、逾期损失、付款时限及争议了结方式达成一致，乌方依约足额付款。10月31日，委托方确认款项全部到账，纠纷得到实质性解决。 前景：完善风险前置管理，提升跨境交易韧性与争议解决能力 受访法律人士认为，从该案处理过程看，跨境纠纷解决显示出“重证据、重规则、重效率”的特点：一是强化交易证据的日常留存与标准化管理，尤其是交付、验收、对账、催告等关键节点材料，确保可追溯、可核验；二是在合同阶段明确适用法律、争议解决方式、逾期责任与汇兑路径，减少后期解释空间；三是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开展合规与信用尽调，并结合当地商业习惯设置付款保障条款；四是用好协同机制，必要时引入当地律师与专业机构，提高沟通效率与执行可预期性。随着中乌经贸合作持续扩大，建立更成熟的跨境商事纠纷预防与多元化解机制，有助于稳定交易预期，增强企业“走出去”的确定性。
本案不仅是单个企业成功追回货款的案例，也为跨境交易纠纷的规范化处置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它显示出涉外法律服务在证据整理、规则适用与跨境协同中的实际价值。下一步，如何将个案经验沉淀为更可复制的风控与争议预防机制，提升跨境交易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仍有待持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