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山阳创新矛盾化解机制 将民俗智慧融入现代司法实践

问题——基层矛盾呈现“细碎化、情绪化、拖延化” 秦岭深处的村落生活紧密,建房占地、树木处置、工程款结算、家庭债务分担等纠纷多发生在熟人社会内部。

此类矛盾金额未必巨大,却往往牵涉亲缘、邻里与名声,若处理不当,容易从“事结”演变为“心结”,甚至引发长期对立、反复上访或诉讼缠斗。

一些纠纷跨年累月,既消耗当事人精力,也增加基层治理成本。

原因——法理需要“落地语言”,情理需要“制度支撑” 山阳县漫川关一带地处秦楚交界,长期商贸往来与文化交融形成了遇事坐下来谈、请中人评、讲和气讲信用的习惯。

传统方式强调当面沟通与关系修复,但在现代社会,利益关系更复杂、法律边界更清晰,单靠“面子”与“人情”难以覆盖所有场景;而纯粹的法律裁判虽有权威,却可能在情绪高点难以迅速降温,尤其在乡村熟人圈层中,胜败之外的社会关系修复同样关键。

正是在这一现实张力中,当地法院尝试把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沟通方式,与制度化、规范化的司法流程结合起来,让法理“讲得清”,让情理“走得通”。

影响——小板凳撬动“大治理”,把矛盾化解在源头 在漫川人民法庭推动下,“板凳搭拢”解纷法逐步定型,并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理念贯通:不把矛盾简单上交、不让风险在基层外溢、让服务触达群众身边。

其核心做法并非简单“劝和”,而是把纠纷处理拆解为更易执行的步骤:先营造和合氛围、再引导理性表达、促成当面沟通、必要时引入“中人”兜底协调。

实践中,法官与村干部、乡贤、村民小组长等力量同向发力,使调解既有“情面”的柔性,也有“法理”的刚性支撑。

一方面,这套方法对“久拖不决”的历史纠纷具有“止损”效果。

在镇大寺庙村,一起因当事人病故而搁置多年的房屋工程款争议,随着法官多次走访核实、组织当面协商、现场丈量核算,最终形成清晰可见的“明白账”。

当账目清楚、责任明晰,双方才有条件在支付方式与期限上各让一步,实现一次性化解。

多年纠纷最终落点在具体数字与可执行承诺上,既减少诉讼对抗,也避免矛盾再次反弹。

另一方面,这套方法对“亲情裂痕”的修复更具温度。

涉及家庭债务与赔偿款分配的纠纷,表面是钱款,深层却是信任与情感的断裂。

调解中先从共同记忆切入,推动当事人重新建立对话渠道,再结合民法典相关规定明确权利义务边界,有助于把“谁对谁错”的对抗转为“共同把日子过下去”的协商。

最终能否履行,不仅取决于判决书,更取决于当事人是否愿意重新把对方当作“可以商量的人”。

对策——在制度化轨道上用好乡土资源,提升可复制性 “板凳搭拢”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把调解从“临时劝说”升级为“可操作机制”。

下一步要让这一做法更稳、更广,需要在三方面持续发力: 其一,强化事实核查与证据意识。

乡土调解重感受,司法调解重事实。

通过走访、丈量、核算、书面确认等方式把争议焦点固化下来,才能避免“说了算”变成“反悔账”。

其二,健全多元参与的协同链条。

村干部熟悉人情脉络、乡贤具备道德号召力、法官提供法律权威与程序保障,三者合力,才能既讲得通又压得住,防止调解变成“和稀泥”。

其三,完善跟踪回访与履行保障。

对达成协议的案件,加强履行节点提醒与回访评估,必要时提供司法确认等程序支持,让“调得成”更要“落得实”。

前景——从一地经验走向规范推广,释放基层治理新动能 随着该做法在县域推广并在更大范围交流,意味着基层治理正在从“单点探索”迈向“体系化供给”。

在城镇化与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纠纷类型仍会持续变化,但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不会降低、对高效便民的需求会更强。

把传统文化中“坐下来好商量”的治理智慧,与现代司法的程序正义、规则意识相结合,有望形成更具韧性的基层解纷模式:既把矛盾化解在萌芽,也把法治理念送到群众身边,让基层社会在可预期的规则中保持温度与秩序。

从秦岭山村的农家板凳到全市推广的治理方案,"板凳搭拢"调解机制诠释了"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的深刻内涵。

当司法服务带着温度走进田间地头,不仅纾解了群众心结,更编织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交相辉映的基层治理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