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镇化加速，超龄农民工就业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已达26.4%，未来十年将有超过7500万农民工陆续达到退休年龄。曾长期参与城市建设的一批劳动者，如今面临“退而不休”的现实压力。问题现状方面，农村基础养老金月均仅百余元，难以覆盖日常生活和医疗支出。河南省人大代表张全收基层调研中发现，不少六旬以上农民工仍具备经验和技术，但不少企业普遍设置60岁门槛，就业渠道因此明显收窄。2018年以来多地实施的建筑业清退措施虽以安全为由，却也让不少人失去主要收入来源。深层原因在于制度与现实之间存在多重错位。法律层面，超龄人员往往难以建立标准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也难以为其正常缴纳工伤保险。实践中，即便企业愿意承担用工责任，部分地区社保系统仍会自动关闭参保通道。风险分担机制不足，使企业用工顾虑加重，形成“想用不敢用”的循环。这个困境已带来明显的社会经济影响。一上，16-30岁新生代农民工占比持续下降至22.7%，建筑、制造等行业“招工难”加剧；另一方面，超龄劳动者被迫转向零工市场，保障缺失，技术能力也难以利用。中国社科院专家指出，这折射出老龄化加速与制度适配滞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针对这一问题，代表委员提出系统性方案。重点是构建“政策保险+商业保险”的双轨保障：推动修订《社会保险法》，将工伤保险覆盖到超龄劳动者；试点“超龄用工职业责任险”，分散企业风险。配套措施还包括：以健康评估替代简单年龄限制，建立更科学的用工标准；对吸纳超龄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设置专项职业技能培训课程等。值得关注的是，江苏、广东等地已开展区域性探索。苏州市2022年推出“超龄人员工伤保障计划”，通过财政补贴实现保险覆盖，试点企业用工成本下降23%，事故纠纷减少81%。这一“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做法，为全国层面的政策完善提供了可参考的样本。
对超龄农民工的关注，既是对劳动价值的尊重，也是对制度弹性与治理能力的考验。把“年龄线”从一刀切限制转向更科学的能力评估，把“风险账”从企业单独承担转为多方共担，才能让仍具劳动能力的老年群体获得更体面、更安全的工作机会，并在更长周期内为稳就业、保民生和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