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小说史研究蔚然成风。
自1920年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出版后，短短数年间至少出现了40余种专著及翻译著作。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陈景新、沈从文、阿英、胡怀琛等学者的著述相继问世，形成了一股学术热潮。
然而，在这众多著作中，范烟桥1927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却长期被学术界边缘化，鲜有后人提及。
范烟桥的著作为何遭冷遇？
主要原因在于其身份认同。
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范烟桥在《中国小说史》中明确表达了对当时学术界主流评价的异议。
他在序言中写道，虽然推崇批评主义，但不愿成为主义的奴隶，并对胡适、鲁迅等采用西方研究方法撰写中国小说史的客观性提出质疑。
范烟桥认为，这些研究刻意忽略了"鸳鸯蝴蝶派"的贡献，因此他要为旧派小说家"伸张正义"。
从学术体例看，范烟桥的著作并非如鲁迅所评价的那样"凌乱错误"。
范烟桥历时近两年完成此书，将中国小说史分为"小说混合时期""小说独立时期""小说演进时期""小说全盛时期"四个阶段。
其中"小说演进时期"列举了27类小说，体现了"以时代为纲，以著作为目，而以作者经纬之"的编撰宗旨。
学者苏衍丽在研究中指出，这种体例"在一定程度上比鲁著更加接近现代小说史的编撰方式了，已是比较成熟的章节体"。
该书的实用价值也得到了认可——正因为此书的出版，范烟桥从中学教师升任大学教授，先后在持志大学、东吴大学主讲小说课程。
范烟桥在书中对通俗文学的评价体现了独特的学术视角。
他对徐枕亚的《玉梨魂》《雪鸿泪史》、吴双热的《孽冤镜》、李定夷的《霣玉怨》等作品进行了精到的点评，肯定了包天笑、周瘦鹃等通俗文学家翻译域外小说的历史意义。
相比之下，他对鲁迅、郭沫若等虽有著作列举，却不予深入评论。
范烟桥试图将"鸳鸯蝴蝶派"立为中国传统小说的正脉，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称为舶来品，虽属意气之争，但其中蕴含着两项重要贡献：一是厘清了白话小说的源流，确立了其本土发展脉络；二是保留了大量通俗文学的珍贵史料。
范烟桥本人的学术素养为其著作提供了深厚基础。
出身书香世家的他，父亲范葵枕曾中举，母亲严云珍精通文墨，尤其擅长弹词。
范烟桥拜国学大师金松岑为师，金松岑以"扬帆千里，速不求工"评价他的笔力。
21岁时，范烟桥向清末民初上海三大报之一的《时报》投稿，被主编包天笑慧眼识中。
此后，他的杂文、小说、评弹等屡见各报，年均创作超百万言。
他还是电影剧作家和词作者，为周璇创作的《西厢记》插曲《拷红》被郑逸梅赞为"巧妙运用长短句，协平仄韵，推陈出新"。
抗战期间，范烟桥拒与日伪合作，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气节。
1967年，74岁的范烟桥病逝，其丰富的著述因派系偏见而被长期埋没。
当代文学研究正在反思"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二元对立。
范烟桥《中国小说史》虽存有明显偏见，但其从传统理解现代的独立视角具有可贵的启蒙意义。
该书较充分地呈现了范烟桥的旧学功底与文化才华，为后人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雅俗与高低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犹如一面多棱镜，既照见民国学术生态的多元碰撞，也折射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复杂面向。
这部曾被时代尘埃部分遮蔽的著作提醒当代研究者：文学史的书写从来不仅是史料汇编，更是不同文化力量的交锋现场。
在重新发掘这些边缘文本时，我们或许能找到连通传统与现代、雅文学与俗文化的更多可能路径，这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具有历久弥新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