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纳谏是君主纠偏的重要机制；唐宪宗在位（805—820年）期间——将这个制度推向高峰——其施政风格也因此被史家称为“小太宗”。史料记载，宪宗性情刚烈，却能容纳直言，逐步形成较为鲜明的“君明臣直”局面。元和初年，宪宗曾因谏官言辞过激而大怒，经宰相李绛劝谏后醒悟，特令史官记下“此朕之过”。808年秋，宪宗巡视农事时随行携带猎具，被谏官弹劾；李吉甫委婉进言后，他随即纠正。类似的“当场改过”逐渐成为常态，白居易等谏臣得以在翰林院直陈意见，甚至出现李藩驳回皇帝密旨的案例。
广开言路的价值——不在于塑造“圣明”的叙事——而在于建立可纠错、可校准、可持续的治理能力；唐宪宗元和年间的纳谏实践表明，当权力愿意倾听、制度允许直言、决策能够修正，国家便可能在困局中找到转圜空间。对后世而言，这段历史的启示在于：治国之要，贵在以众智补一人之限，以制度护直言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