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里讲到，种子就好比是种子，它们总要在地底下耐心等候合适的时令，接着才能冒出新芽。司马迁在书中特地给孟子、荀子两人立了传。因为他知道，有些人的价值并不在当下就显现出来，而是要流传到千秋万代。他写下的孟子和荀卿的事迹，其实也是在书写他自己。孟子一辈子都没能得到重用，可他留下了《孟子》这部书。荀子一辈子都没能得到信任，可他却培养出了李斯、韩非这些了不起的弟子。司马迁自己也是如此，虽然遭受了宫刑，却留下了《史记》这部巨著。他是从现实中悟出了这个道理：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能在它出现的那个时代被人看见，但这不意味着它们就没有价值。孟子生前和淳于髡、邹衍这些人不一样。邹衍能够给诸侯们讲述玄妙莫测的天论，让人肃然起敬。淳于髡能言善辩，在梁惠王面前一连聊了三天三夜。可孟子在齐国和梁国处处碰壁。不是孟子的思想不够好，而是他所处的时代不适合他。战国时期是个诸侯争霸、战乱不断的年代。各国君主都想要能打仗的将军、能搞钱的大臣、能耍嘴皮子的纵横家。你跟他们谈论“仁政”“王道”，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们并非听不懂，而是没有心思去理会。正如杜甫所写的那样：“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孟子和荀子不是没出师去征战天下，而是根本没有被派上用场的机会。他们的学说就像是一颗种子，被种在了最不合适的季节里。可种子就是种子。它会在泥土中等待，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发芽生长。后来的董仲舒读懂了孟子的思想，后来的朱熹也读懂了孟子的学说，后来的王阳明同样读懂了孟子的教诲。荀子的观点比孟子更加务实得多。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则说：“人性本恶。”这话一出口就得罪了很多人。但荀子并不在意这些，他只在乎把真话讲出来。他说：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些善的表现都是后天教化出来的结果。这话听着刺耳，仔细琢磨一下逻辑很清楚：正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我们才需要礼仪、法律和制度来约束它。如果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那还要这些规矩干什么呢？荀子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大官。他只在齐国当过几天“祭酒”的职位。可他教出来的学生个个都很厉害：李斯后来成了秦朝的丞相，韩非成了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荀子的学说比孟子更贴近权力的逻辑。他明白光靠“仁义”是不够的，还得有法、有制度、有让人不敢作恶的机制才行。荀子曾经写过一句话，后来成了很多人的座右铭：不积累每一小步的行程就无法到达千里之远；不汇聚每一条小溪的流水就无法形成江海。任何伟大的成就都是从点点滴滴的积累开始的。可荀子自己却一生都在积累学识与经验，却没有等到一个真正信任他的君主。与荀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孟子一生干了一件大事：到处推销自己的“仁政”主张。他去见梁惠王时被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的国家获利吗？”孟子回答道：王何必开口就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你何必只盯着利益不放呢？孟子又去了齐国见齐宣王。齐宣王对他很客气，可孟子提出的减税、轻刑、与民同乐这些建议齐宣王只是听听罢了，真让他去做他是不会干的。孟子在齐国待了很长时间后发现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顾问”或者摆放在那里当门面罢了，根本不会去推行他提出的主张。于是他辞官离开了齐国。走的时候齐宣王派人来说：孟先生别走啊！给你一万钟的俸禄吧！留下来当个顾问也行啊！孟子拒绝了对方的邀请：富贵不能让我迷惑本性；贫贱不能让我改变节操；威武不能让我屈服于强权。这就是所谓的大丈夫形象啊！他并不是不想得到富贵的生活啊！可是他要的富贵是有条件的：你得按照我的主张去做事才行啊！孟子并不是不会说好听的话啊！他只是不愿意为了保住饭碗而去说那些违背良心的话语啊！他周游列国跑了二十多年时间，从一个充满激情的中年人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最后他回到了老家和弟子们一起著书立说撰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