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早期研究部门的探索能力；作为药物研发的源头，早研部门承担着发现治疗可能、对接临床需求的关键任务。然而，随着行业显示出“反摩尔定律”特征，药物创新的难度与成本持续上升，国内外药企的早研工作正遭遇相似的思维瓶颈。 该瓶颈的根源，是长期形成的“以分子为中心”的研发惯性。该思路来自行业早期的仿制药阶段：研发围绕既有成果做优化、强调落地效率——推动了分子研发技术的成熟——使大量me-better药物更快进入临床，满足了部分临床需求。久而久之，效率导向逐步演变为以分子发现与优化速度作为核心考核标准，形成了难以摆脱的惯性。 行业起步阶段，这一模式确实有效。但当产业进入需要源头创新、攻克疑难疾病的新阶段，这种惯性逐渐成为束缚。分子优化效率不再是衡量早研工作的唯一尺度，对疾病本质的理解、新靶点的提出与验证，才是创新的真正起点。 国际制药巨头在这上积累了更系统的技术储备与研究经验。许多企业搭建了“疾病机制研究—靶点验证—分子发现”的完整研发链路，投入资源建设疾病知识库，深入解析发病机理及其与靶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再在坚实的基础研究之上推进分子探索。对这类企业而言，分子是解决疾病问题的手段，而不是研发的起点。这种思路使其在兼顾效率的同时保持对疾病本质的追问，也是其长期产出first-in-class创新药、保持领先的重要原因。 然而，即便是国际制药巨头，也并非完全摆脱“以分子为中心”的影响。一些跨国药企的早研部门更倾向于在已验证的热门靶点上做分子创新，通过提升活性、选择性、成药性等指标打造更有竞争力的me-better药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开研发深水区的高难度与高成本，缩短周期、提高成功率。但其代价是早研陷入“靶点同质化”的竞争：资源集中在同一靶点的分子优化上，而对尚未破解的疾病机制、未被验证的新靶点，由于难度和投入更高而更为谨慎。看似降低了短期风险，长期却可能削弱企业突破深水区的能力，源头创新节奏也随之放缓。 国内药企的早研部门伴随行业快速发展而成长，短时间内实现了从仿制药到仿创结合的跨越，分子筛选与优化能力也迅速提升。这一阶段帮助企业在较低风险下完成能力积累，使不少药物更快惠及患者，补足了部分临床用药缺口。 但国内药企的早研工作更深受仿制药思维与“以分子为中心”惯性的双重影响。早期的“跟随式研发”往往直接从国际药企已验证的热门靶点出发，弱化甚至跳过疾病基础研究这一关键环节，将重心放在分子筛选与优化上。该模式在初期降低了风险，但随着研发向更高难度推进，其局限逐步显现。许多早研团队将目标锁定在“找到比已上市药物更优的分子”，而不是“找到能用于治疗的新靶点”，对疾病本质与靶点深层关联的研究相对不足。 这种模式长期延续，使国内药企在源头创新能力上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当行业进入需要突破疑难疾病、开发first-in-class药物的阶段，缺乏疾病基础研究积累的早研部门将面临更大挑战。重新校准研发重心，建立以疾病为中心的研发体系，正在成为国内药企不可回避的战略选择。 这一转变需要多维推进。首先，应加大对疾病基础研究的投入，建设更完善的疾病知识库，系统理解发病机制与靶点关联。其次，调整早研部门的考核体系，不再单以分子优化效率为标准，将靶点创新、机制研究等纳入核心评价。再次，强化与基础研究机构的合作，借助学术界成果提升产业端的创新效率与质量。
药物研发的终点在患者，起点在对疾病的理解。把分子当作工具而非目标，把效率建立在机制与证据之上而不是经验与惯性之上，才能在“反摩尔定律”的压力下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技术进步带来加速度，但方向取决于研发范式与组织能力；回到以疾病问题为中心，创新才能走得更远、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