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婚恋是家庭建设的起点，也直接影响生育意愿、人口结构和社会活力。当前，超大型城市青年择偶、成家上面临更复杂的现实约束。数据显示，上海30—35岁人群未婚率超过三成，25—34岁女性未婚率更高。部分高学历、高收入女性在婚恋选择中出现“匹配难”，反映出婚恋市场存在结构性失衡与供需错位。，婚恋服务供给的专业化、规范化仍有不足，婚恋公共服务与生育支持政策衔接不够等问题也较突出。 原因——多重因素叠加，使青年婚恋难题更加显性。一是人口流动与职业分化加深。青年人才向中心城区和重点园区集聚，工作节奏快、社交半径窄，线下自然交往机会减少。二是教育背景、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差异扩大，择偶标准更趋多元，匹配成本随之上升。三是住房、育儿等压力提前到来，部分青年在成本预期与风险评估下选择观望。四是婚恋服务渠道与形式相对滞后，既缺少覆盖广、可信度高的公共平台，也存在部分机构信息不透明、收费不规范等问题，影响用户体验与安全感。五是婚育支持政策分散在不同部门和领域，青年对政策知晓度和获取便利度不高，难以形成“交友—成家—生育—养育”的连续支持。 影响——婚恋问题不仅是个人选择，也与城市发展韧性密切涉及的。个体层面，长期焦虑与社交困境可能影响心理健康与职业发展；家庭层面，成家时间推迟容易压缩生育窗口、增加养育规划不确定性；城市层面，婚育友好环境不足可能削弱对青年人才的吸引与留存，进而影响劳动力供给、消费结构和公共服务布局。更长远看，婚育行为变化与人口结构调整相互作用，需要更系统的公共政策加以回应。 对策——针对上述情况，黄春华提出从“服务供给、观念引导、行业治理、政策协同”多端发力，构建可持续的婚育支持体系。 一是建设完善的婚育社会服务体系。建议打造市级“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平台，整合民政、人社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资源，推动部门协同、数据互通、服务闭环。在线下层面，建立市、区、街镇三级志愿服务队伍，延伸到商圈、园区、企业、社区等场景，建设规范化、常态化、多元化的交友服务基地，以公共服务提升信任度与覆盖面。 二是强化正确婚恋婚育观引导。通过官方新媒体专栏、社区学校、园区青年讲堂等渠道，传播理性、平等、健康的婚恋观，回应青年在情感沟通、婚前适应、家庭经营各上的实际需求。将相关课程与咨询纳入青年人才公共服务清单，倡导文明婚俗，推广集体婚礼、公益颁证等形式，对简办婚事给予适度公共激励，引导形成简约适度、重责任与情感的婚姻家庭文化。 三是规范市场秩序与权益保障。建议由民政部门牵头推动成立市级婚恋行业组织，围绕机构准入、服务流程、收费标准等建立统一规范，完善从业人员培训考核与诚信评价机制。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专项治理，严厉打击信息造假、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探索建立“黑名单”等约束机制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同时，完善婚恋信息收集、存储、使用的合规流程，强化信息安全保护，提升参与者安全感与信任度。 四是完善政策与服务支持措施。建议建立婚恋服务与生育支持政策联动机制，梳理整合契税优惠、住房补贴、子女入学等政策资源，通过婚恋服务平台精准推送，提高政策可达性与使用效率。围绕“生得起、养得起、托得上”，加大普惠托育资源供给，推动幼儿园增设托班、社区嵌入式托育点等，将托育服务纳入婚育支持礼包，缓解青年家庭压力。并提出设立市级婚恋服务专项基金，用于公益活动、平台建设与专业服务购买，增强公共服务可持续性。 前景——从趋势看，婚恋与生育议题正从“个体选择”走向“公共服务与制度供给”的综合治理。对超大型城市而言，建设婚育友好型社会，需要以青年需求为中心，推动服务从零散走向体系化，从单点优惠走向全周期支持。随着公共平台建设推进、行业治理完善以及托育等配套加快落地，城市有望在提升青年幸福感、增强人口发展韧性、优化营商与宜居环境等上形成综合效应，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稳固的人口与人才支撑。
婚恋问题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也关系到城市的人口结构、社会活力和长远发展。黄春华委员的建议聚焦关键痛点，提出了可操作的思路。落实这些建议，需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协同发力，政策支持、服务供给、观念引导诸上形成合力。只有真正建设婚育友好型社会，才能为青年创造更宽松、更有温度的生活与成长环境，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夯实人口与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