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锡山教育缴费”App下架关停，标志着江苏全省县级及以下政务服务应用程序全部取消；这并非个例，而是全国范围内推进政务应用程序整治的一个缩影。问题的症结于，一些政务应用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偏离了服务初衷。早期，政务服务应用在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中确实发挥了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部分地方出现盲目跟建、重复建设。各地各部门各自建设、各自运行，导致应用数量快速增加、功能高度重叠、数据难以互通。基层干部不得不在多个平台之间来回切换——手机里装满各类应用——成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不仅增加基层负担，也造成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源浪费。中央党校教授竹立家指出，这种状况带来“双重困境”：一上，基层干部被各种应用牵着走，忙于应付考核、通报，反而挤占了做实事的时间，工作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群众因信息不共享、流程不打通，需要在多个应用间重复提交材料、反复操作，办事体验明显受影响。有的地方为了“显成绩”，不建几个群、不做几个应用就觉得缺少“创新”，把手段当成目的，最终只会增加成本、影响效果。为扭转该局面，202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明确提出规范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规定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原则上最多运行一个面向基层的政务应用程序，严格新建应用审批，防止功能异化，禁止强制推广下载和考核安装使用率。这一制度安排为各地整治工作划定了清晰边界。江苏率先跟进。2024年9月，江苏首创政务应用“户籍”制度，对全省政务应用实行全口径登记管理。2025年6月，江苏明确禁止县级及以下新开发政务服务应用，已建成的应用在年底前完成向“苏服办”统一平台迁移归并。对未按期整改的部门，不再安排下一年度运维经费，以硬约束保障落实。浙江湖州市的成效较为突出。2025年7月起，湖州市对全市760个政务应用开展全面排查，针对三类问题应用实施“关停并转”：近三个月用户活跃数接近零的“僵尸”应用、功能冗杂且使用率低的低效应用、功能碎片化、重复建设的“小散乱”应用。截至2025年11月，湖州市关停低效应用135个，合并转移功能相近应用61个。整治释放的资源十分可观：核减CPU3200余核，释放内存超8400GB、存储超220TB，预计节约财政资金1600余万元。四川的整治规模同样不小。据统计，四川已关停、整合上万个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基层干部得以减轻负担、集中精力抓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也在推进类似工作，“广西政府”应用程序已全面停止信息更新，对应的功能正向统一平台整合。这些行动的更深层意义在于，通过优化政务应用生态，既降低运维成本和财政支出，也提升治理效率与服务质量。基层干部不再被繁杂应用牵制，才能把时间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群众不必在多个平台间反复操作，办事便利度才会真正提升。这既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表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
清理整合政务服务应用——表面是一次“下架关停”——实质是对治理理念的纠偏：数字化建设不比“入口多少”，关键看能否让群众办事更顺、让基层工作更专注、让财政投入更到位；让技术回到服务本位，把平台整合落实到流程优化，政务数字化才能真正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助力，而不是新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