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和三个本溪的朋友兴冲冲地开车去了天津沈阳道，一心想寻摸点宣德炉。当时我们早就分工好了，瓷器归老徐管，紫砂找老史看，小件饰物老任上，我死磕宣德炉。突然电话响了，老徐那头急吼吼地喊，“快到二楼xx号，那有俩铜炉！” 一推门看，摊主是个三十来岁的白净小伙，正跟老史他们套近乎。小伙说爷爷刚走，父亲身子骨又差，他得腾出点空来清理店铺。我见那两个炉都没写“宣德”，做工看着也有点糙，心里凉了半截，觉得这次算是白跑一趟。不过那锈迹斑斑的模样透着股老气，再加上“一方顶十圆”的老话在脑子里晃悠，我一咬牙就把那只方鼎炉揣进了怀里；见我不动声色，小伙子又便宜了一百块把另一只给了老徐。 从沈阳道出来我背上那座五斤重的方炉，老徐背上那只也有三斤多。大热天的我们就像骆驼似的走了好久才到巴林左旗。老史和老任嫌热早就溜了，只剩下我俩互相调侃着往家赶。 等回了本溪大概半个月后，老史又约了聚会。我进屋先瞅那只方炉的位置，结果八仙桌上供奉的位子空了。我忍不住问：“卖了？” 老徐笑得像偷着乐的孩子：“真卖了！‘明西寄卖行’的老板一眼就相中了。”我没吭声——东西既然已经出手了，吃亏占便宜的也就那样了。 回到家我琢磨那两个炉子总是心里犯嘀咕：都不是宣德款；“內坛郊社”那座满是褶皱铜点；我那座弘治炉口沿薄得吓人。后来好几次要送展评十佳的时候我都把它们锁进抽屉里不往外拿——实在是不敢大意。 翻资料才搞明白弘治朝是从1488年到1505年一共十八年光景。孝宗朱祐樘是个难得的好皇帝：他整治了宦官、裁撤了两千多个传奉官、收回了乱发的诰敕印仗；还任用徐漙、刘建、李东阳这些正直的大臣。弘治十三年（1500年）为了不让奏报积压，他设了“平台召见”的规矩每天两次；冬天怕清廉的官员夜归没灯用，下旨让铺军打灯笼去接人。这些事儿虽说不大却能看出个皇帝对臣下的体恤和耐心。 孝宗一辈子节俭不沾声色绯闻少，这在位期间铸的铜钱也远没有宣德多；“弘治年制”的铜器因此存世就变得特别少。 2014年我们陪魏会长看“世界各地博物馆藏元青花大展”的时候我溜进书店看了本书叫《宣德炉研究》。李米佳先生把“粗大明”的道理讲得很透彻：原来不只是宣德款是宝；“德”字心上有一横的明代炉子也不少见；那些铸造收缩痕、打磨没到位的样子才是当时的审美偏好。书中还提到宫里收藏的宣炉常有表面高低不平的现象——这一下子我的两座老炉也算是有了个“组织”。 回到家我又仔细盘了一遍博古架上的这只弘治炉：它高13.3厘米方口边长在12到12.2厘米之间；双索耳高4厘米宽3.5厘米上面的绳纹缠得清清楚楚；颈子上的长方形窗口里铸着“大明弘治年制”的楷书字体挺端庄；四根柱子足粗壮匀称砸在地上没声却像磐石一样稳；肚子下面有凹下去的三角形线条和凸起的扇面交替着排列秩序感很强。正如杜遒松说的那样明代铜炉讲究的是思想性而不是修饰性——这种平衡美对称美被刻意放大了——我的这只炉简直把“四平八稳”写进了骨子里。 我写稿子的时候顺手查了一下雅昌拍卖的记录：“大明弘治年制款绳耳炉”估价12到15万最后卖了23万——跟我手里的这只简直一模一样。虽说我不靠这行吃饭但心里还是暗暗庆幸没早几年把它给卖了。 古玩这玩意儿自古就妙玄难测真假掺着乐个不停。玩这行得追着历史文化学还得练心态静心思考传代下去。 这玩意儿确实要靠缘分有缘得到宝贝还得深挖细研里头的门道 虽然这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但甜头也不少啊！ 从天津背回本溪的这两座铜炉背回的不只是金属和岁月更是一段关于眼力缘分和自我修行的漫长路程。愿所有的藏友都能在斑驳的铜光里看到自己的初心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