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小梅和水莲是两个背景截然不同的女性。小梅通过一系列自我牺牲的行为，被塑造成了一个完美的后妈形象。她无怨无悔地照顾瘫痪的婆婆八年，风雨无阻地骑摩托接送继子上学五年，三十五岁高龄才生下自己的孩子，还把县城唯一的房子让给继子结婚。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无私奉献的人。小梅的这些行为被当成是好人的典范，她赢得了掌声。而水莲就不一样了。她被描述为一个抛夫弃子的坏女人。人们认为她嫌贫爱富，咎由自取。所有人都在骂她的选择和行为。人们忽略了水莲所面临的困境。三十年前的底层农村女性，真的拥有自主选择命运的自由吗？当时一个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从没走出过县城的农村妇女，她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水莲逃离那个让人窒息、一眼望到头的生活，试图为自己搏一个渺茫的机会。但她面临的外部世界充满了陷阱和豺狼。酒楼老板和包工头都是骗子和混蛋。这让水莲陷入了更深的困境。酒楼老板给了她一个机会，但结果却让她失败了。她试图逃离命运失败了，成了笑柄。当水莲年老色衰、走投无路时，她发现规则已经为她关上了大门。她生了那个儿子成了她索要生存权的最后筹码。而那个儿子用“未生而养百世难还”的理由宣判了生母在法律和道德上的死刑。整个故事中只有水莲是受害者。儿子、后妈和叙述者都站在道德高地上共享胜利果实。只有水莲被当作耗材一样随意使用、评价、丢弃。这个故事揭示了底层女性两次彻底的失败：第一次逃离失败沦为笑柄，第二次回归失败被剥夺生存资格。扪心自问，如果是我们自己身处那样的环境中能有更高明、更体面的出路吗？我们是不是也在无形中成为绞杀每一个像水莲这样女性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