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京师大学堂在北京成立，光绪帝在《定国是诏》里提到“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这个说法成了校训未来发展的基础。这个百年历程可以回溯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这条短短的校训，在北京师大校园里成为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志。1930年的《中华百科辞典》里解释校训是“学校为训育之便，选若干德育条目制成匾额，悬见于校中公见之地，目的在于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1988年《汉语大词典》也沿用了这个解释，还补充说校训也是“作为学校全体人员的奋斗目标”。 1904年，首任监督张亨嘉提出“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是北师大学风精神的开端。1909年，张之洞在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提到“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 1912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校长陈宝泉把校训定为“诚实、勤勉、勇敢、亲爱”，缩写成了“诚勤勇爱”，把它写进了校歌里。陈宝泉要求师生们“学日进，德务滋”，意思是每天要进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迁到西北，与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组成了西北临时大学。后来改称西北联合大学，他们确定了“公诚勤朴”作为新的校训。 1939年教育部要求各级学校使用“礼义廉耻”，但北师大内部仍然继续使用“公诚勤朴”。 1993年启功先生为出版社题写过“师垂典则，范示群伦”，因为觉得有些深奥没有被采纳。1996年北师大征集新的校训时，“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个八字受到大家的喜欢。启功先生把它手书勒碑，立在了学校南门。 吴洪老师觉得“学为人师”意味着要在讲台上下功夫，把知识吃透；“行为世范”则提醒自己要经常传递正能量。张勇老师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静态的职业素养；另一个是动态的自我更新。顾培蒂老师觉得为人师表不仅仅是在讲台上表现出来的行为，地铁让座、加班都是在履行这个责任。毛瑞方老师先查阅了历史资料发现1912年的“诚勤勇爱”曾经是北高师的校训；现在珠海校区和北京校区都有两块石碑作为精神传承。 吴祖松老师说经师容易找得到，但人师很难遇到。他努力在课堂上传递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给学生们。孙新凯老师在支教时发现教育可以既严肃又轻松有趣。 这个“学为人师”和“行为世范”的八字浓缩了北师大人从过去到现在追求的目标——知识与品行的提升。它也回应了时代对教师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和仁爱之心的期望。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还是身处何地，“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自觉都应该存在；无论在校园还是社会中，“以身作则”的示范也应该一直存在。 这段口述历史展示了不同身份的北师大人是如何与八字相遇、相知和相守的过程。 我们可以把这两条精神轨道拆解为两条并行路线：“学”就是夯实基础、拓宽视野和修炼品行；“行”就是先播撒阳光到别人心里再得到自己心里的阳光。 总之，“学为人师”和“行为世范”是北师大百年精神图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把师范精神写进了血脉。 吴洪老师在讲台下自我修炼着自己；张勇老师把静态标杆与动态旅程结合起来；顾培蒂老师把这种精神带入生活中去；毛瑞方老师从溯源到内化过程中理解了这八字的意义；吴祖松老师努力成为人师而不是经师；孙新凯老师让教育严肃又轻松有趣。 总结起来就是：“学”修正天赋花木的枝叶，“行”成为他人眼中的阳光。无论是否从事教育行业都要自我反思并做出榜样之树并把种子撒向更远地方。 这个百年故事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开始讲起：它经历了1904年、1909年、1912年、1930年、1937年、1939年、1988年、1993年、1996年这个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最终定格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