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20年时间去写了一部周汝昌先生的年谱长编，这是90年来对红学的一次守望。原本想给老先生写一本个人传记，可后来发现把它做成一部年谱更合适，既能装下大量的史料，又能像看连环画一样，把他这一辈子走过的路和做过的学问都串起来。后来跟伦苓学姊商量，责任就越来越重了，我们得琢磨怎么让这本书既全面又专注。 年谱和家谱不一样，家谱讲的是血缘关系，而年谱就是以一个人为中心。司马光那个时候的《资治通鉴长编》就是这么弄的。北宋初年老百姓开始修家谱了，而学者的年谱也在那个时候慢慢出现。孙诒让说过一句话：“没有年谱去仔细考证年份，就没法了解详细的情况。”这句话说出了学人年谱的重要性。 清代的王懋竑写的《朱子年谱》做得很细致，把考异、传记、题跋都混在一起写了。民国以后胡适写了章实斋的年谱，丁文江也写了梁启超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这些书把个人的故事放到了大时代的背景里去看，让年谱从单纯记事变成了记录思想的历史书。 周汝昌先生一辈子经历了很多大事：民国、抗战、内战、文革还有新时期。他认识的人特别多，政界、学界、商界还有海外的都有；写的书也特别多，评论也特别多。如果只用简单的日记记录一下肯定不行。用长编的体例就能把日记、信札、档案、诗词还有讲稿都收进去，“用事件串联时间”，“用历史来证明事情”，这样读者就能看到岁月的流逝和思想的变化。 我把先生的一生分成了青少年、中年、晚年三大段： 青少年时期（1918—1953）：1918到1939是上学读书的时候；1940到1946是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光；1947到1953是回到燕京大学写《红楼梦新证》的时候。 中年时期（1954—1977）：1954到1961是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的时候；1962到1965是重新开始研究的时候；1966到1977是在咸宁被下放的十年。 晚年时期（1978—2012）：1978到1986是改革开放带来新变化的时候；1987到2004是退出红学会的日子；2005到2012是最后十年坚持写作的时光。 材料越全越好。梁启超的年谱收了两千多封信；胡适的年谱写了三百多万字；陈寅恪的年谱把亲友写的信、档案报纸都收进去了。周先生的年谱也得这样做，公开的书、没发表的日记、诗词书信、口述回忆、家谱碑传还有档案抄件都得找回来。现在最急的是抢救当事人的录音和散落在各处的信——“让声音和笔迹回到历史现场”。 钱穆让大家对历史要有温情和敬意，班固夸奖司马迁写得真实可靠。周先生的一生跨越了世纪大变动；红学又是中国近三百年最受争议的学问。写这部书要有三重态度：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同情理解。要回到当时的时代环境里去理解他的心路历程才能客观地评价他的得失；只凭表面的感觉是不行的。 朱熹注《论语》说“述而不作”，胡适讲“有年月的都分年编注”。我就照着这两种办法来做：按年月一条条地记录事实；用按语的方式辨别真假并补充缺失的内容；最后探索他的思想脉络和文化生命，用精神线索把整本书串起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会在关键节点发表议论；梁启超评价章学诚可以当思想史材料来看——这都是好的例子。今天的按语也要把考证、阐释和评论结合起来，让读者既能看到时间的流逝又能看到思想的来源。 我的目标就是把一个人的历史写成三部历史的缩影：既是周先生个人的命运史；也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命运史；还是现代人文学术史和民族文化史的交叉点。一部书能把这三部分都连通起来才能称得上“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