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既要产业强，也要治理优、风气正、服务实。
当前，一些农村地区仍存在基层治理手段相对传统、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陈规陋习影响群众负担等问题；同时，乡村文化供给不足、公共活动空间与组织体系不完善，制约乡村凝聚力与软实力提升。
对此，四川以农村社会事业为切入点，通过数字化赋能、公益项目补短板和专项整治树新风，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实践。
从原因看，农村人口流动加快、治理事务更趋多元，传统“线下跑、口头说”的治理方式难以适应群众对透明化、便捷化参与的需求；部分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项目历史欠账较多，单靠村级自我投入难以持续；而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现象与攀比心理、面子观念、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叠加，既增加家庭负担，也影响乡村文明建设成效。
面对这些结构性难题，需要制度供给、平台支撑与社会动员同步发力。
在治理路径上，四川突出以数字化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依托“川善治”乡村治理平台，为村民提供建言献策、诉求反映、参与村务管理、了解村务进展等一站式服务，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目前该平台已实现全省行政村和涉农社区基本全覆盖，入驻村庄2.8万余个，服务村民899万余人。
平台化治理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办事效率，更在于通过公开透明和可追溯机制增强基层公信力，拓宽群众有序参与渠道，为村级自治注入新的制度工具。
在补齐公共服务与民生短板方面，四川以公益项目建设提升保障水平，实施“千村激励计划”，投入资金1092.4万元，支持572个村庄建设公益项目。
公益项目往往直指群众急难愁盼，能够在村级公共空间、便民设施、环境改善等方面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
通过以点带面、激励先行的方式，引导基层把有限资源用在关键处，既提升群众获得感，也为乡村治理凝聚共识、夯实基础。
在推动乡风文明方面，四川聚焦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制定工作方案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推动农村奢侈攀比、薄养厚葬等不良风气得到有效治理。
移风易俗之难，难在观念转变和长效机制建设。
专项整治的价值在于以明确导向划出“红线”、以典型示范立起“标尺”，同时通过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等基层组织建设，把“要我改”转化为“我要改”。
从长远看，减负担、树新风，有助于释放更多家庭资源用于教育、医疗和生产投入，为农村可持续发展创造更稳定的社会环境。
文化体育与农耕文明保护则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更深层的精神动力与品牌支撑。
近年来，四川“村字号”文体活动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全国和省级“和美乡村健康跑”（村跑）、四川省第三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等活动，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也带动乡村公共空间利用与基层组织动员能力提升。
与此同时，农耕文明保护不断加强，新认定第五批四川省农村生产生活遗产项目65个，总数达605项；截至2025年，全省已有11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总数位居全国第二。
把“乡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有利于形成差异化竞争力，推动文旅融合、品牌农业和研学体验等新业态发展。
综合影响看，这一系列举措体现出四川推进农村社会事业从“补短板”向“提质效”升级：一方面，数字治理扩大基层参与，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另一方面，公益项目夯实公共服务底座，增强民生保障能力；同时，移风易俗净化社会风气，降低群众生活成本；文化体育与遗产保护则提升乡村软实力与外部吸引力。
多条线并进，为实现乡村“有人气、有秩序、有活力”提供了现实支撑。
面向下一步工作，关键在于把典型经验转化为长效机制。
其一，持续完善数字平台功能与数据治理规则，强化基层使用培训与服务响应，避免“建而不用、用而不深”；其二，公益项目建设要更注重后续管护、资金绩效与群众参与，确保“建得起、用得好、管得住”；其三，移风易俗要注重分类施策与柔性引导，形成制度约束与文明倡导相结合的常态化机制；其四，做强“村字号”品牌与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转化，需要与乡村产业、公共服务和人才培养协同推进，推动“活动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
近年来，四川在培育农村人才、创新基层治理、传承农业文化方面的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认定近两千名致富带头人到覆盖899万村民的数字化治理平台，从保护农耕文明到推动移风易俗，四川正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这些创新实践不仅为广大农民群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也为全国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展望未来，四川将继续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化改革创新，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