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之战遗址的考古现场，研究人员发现多处形制规整的坑状遗迹，为认识古代军队后勤运作提供了新的实物线索；这些遗迹被确认是“军厕遗址”，表明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军队已形成较为系统的卫生管理安排。冷兵器时代，大规模军队行进的后勤压力极大。以五万人计，日排泄量可达25吨，如缺乏管理，往往会引发三类直接风险：水源污染导致疫病传播、营地暴露带来军事隐患、以及对周边居民与环境的冲击加剧矛盾。史料中所见“军中传疫”，相当一部分与排泄物处置失当有关。 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显示古代军队曾建立较成熟的应对方式。其一是“定时定点”的如厕制度，《墨子·备城门》所载“下漏三刻更代”可视作对应的佐证。其二是对营地空间进行明确规划，居延汉简记载营地“厕所于营坤地（西南方）”，并要求距水源百步以上。其三是对排泄物进行处理与抑制污染，秦兵马俑坑中发现的草木灰层，为“以灰覆之”等措施提供了考古依据。 这些做法背后也反映出军事思想与纪律要求。《孙子兵法》强调行军隐蔽，而排泄物处置正关系到气味、痕迹与暴露风险。北宋《武经总要》专设“警备粪秽”条目，将卫生纳入军纪体系。明代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提出“厕坑连环法”，通过轮换使用减少污染并提高管理效率。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持续对相关记载作出回应。山西高平长平之战遗址出土的数十处深坑，被鉴定为标准化厕所遗迹；居延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记录了戍卒如厕管理与考勤内容；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则发现带排水设施的厕所遗存，显示当时在营地排水与卫生设施设计上已达到较高水平。 军事史研究者指出，卫生管理带来的效益往往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与持续作战能力。在一些经典战例中，能够维持较好营地卫生的军队更不易被疫病拖累。与欧洲中世纪军营常因排泄物处理不善而爆发瘟疫的情况相比，中国古代军事管理在制度化与操作细节上显示出一定优势。 当前学界也在引入环境考古等方法推进研究。例如，通过分析古粪化石中的微生物DNA，可更推测军队饮食结构与疾病类型；借助GIS重建战场地形与厕所分布的空间关系，也为理解古代军事地理与营地组织提供了新的视角。
回望史册，“军中传疫”并非偶发事件，而是后勤能力与治理水平的集中体现。古代军队对如厕与排泄物处置的细致安排提醒人们：影响胜负的并不只有战场上的刀兵，更包括对秩序、环境与群体健康的管理。把看似琐碎的事情纳入制度并落实到位，才能在不确定的战场与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守住军心与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