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二十岁的竺可桢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公费留学生名额，踏上了赴美求学之路。他在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和哈佛大学地学系系统地学习气象科学知识，同时也接受了西方校园文化中重视体育的理念。网球这项运动在欧美大学校园里十分流行，竺可桢也掌握了这个技能，并把它当作一种终身保持的爱好。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体育法》，要求建设体育设施。尽管这个时期国内民众对网球还不熟悉，但像竺可桢这样的留学生却把它带给了中国人。这种做法客观上促进了西方现代体育文化在中国的传播。1936年6月9日，竺可桢写下日记，记录了自己和曾炯之徒步健行的情景。曾炯之是他的好友，也是数学家。他们通过徒步交流思想。遗憾的是曾炯之在1940年去世，竺可桢感叹“中国代数后起之秀将乏人矣”，不仅是对学术传承的担忧，也流露出对失去运动伙伴的悲伤。1936年6月，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尽管工作繁忙，但他没有中断运动习惯。他在日记里经常提到打球的事情，比如“五点打球一小时”，“午后打球一小时”。当他找不到合适的网球搭子时，他灵活调整运动方式，改成徒步。这种做法展现了他在保持锻炼习惯上的智慧。1950年冬天，定居北京的竺可桢已经六十岁了。尽管年事已高，但他对体育的热情依然不减。他给妻女买了冰鞋，全家一起去什刹海、北海公园滑冰。虽然当时他只能走两三步，但还是很高兴能重拾旧技。他还在日记里反思了老年人滑冰是否适合自己的问题。这个反思与他一生坚持科学实证精神相契合。新中国成立后，定居北京的竺可桢没有停止运动。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坚持锻炼身体，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特殊时期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通过日记记录自己的运动经历，为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生活方式提供了珍贵资料。竺可桢先生用半个世纪的时间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群体中一个独特而动人的体育篇章。这个篇章不仅体现了个体对健康生活方式追求的坚持，也反映了一代学人构建完整生命观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