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脱贫攻坚与全面小康建设是我国新时代的重大历史任务，时间跨度长、参与主体多、政策体系复杂。
如何把这一过程完整、客观、系统地记录下来，既便于总结规律、固化经验，也便于面向未来提供可查可用的决策参考，是地方治理现代化面临的现实课题。
特别是对于自然条件相对严峻、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甘肃而言，既要把“怎么干成的”讲清楚，也要把“为什么能成”“还存在哪些短板”写明白，形成可复制、可检验、可追溯的历史文本。
原因：一方面，国家层面自2022年启动国家、省、市、县四级“两志”编纂工程，明确2025年12月底前完成任务，为地方系统编纂提供了时间表、路线图和标准规范。
另一方面，甘肃把“两志”作为重要文化工程与治理工程统筹推进，强化组织保障与制度供给：从2023年起全面启动省市县三级扶贫志编纂，省委、省政府连续两年将相关工作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形成常态化推进机制；同时由省地方史志机构牵头，联合省直多部门组成编纂委员会，覆盖指导、评议、初审、复审、终审到批准出版的全流程，确保“有人干、按标准干、干得成”。
此外，地方史志系统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资料为支撑，注重在体例、资料、叙事上守正创新，把分散在部门、基层、项目和统计体系中的成果进行系统整理与结构化呈现，为形成高质量志书奠定基础。
影响：首先，“两志”的集中完成，为甘肃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建设留下了成体系的地方史料。
志书以时间轴与专题板块相结合的方式，记录政策演进、重大举措、典型案例和群众实践，使“历史发生过什么、关键节点在哪里、成效如何评估”更清晰可辨，有助于形成具有可证据链条的历史记忆。
其次，总结提炼的实践经验为当前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可直接对照的参照系。
志书归纳的开发式扶贫、精准式帮扶、多方协作、产业培育等路径，为各地在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促进群众持续增收、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方面提供借鉴。
再次，典型模式的记录提升了经验传播效率。
“庄浪模式”“定西模式”等被系统纳入志书后，既便于干部群众学习复盘，也便于在不同区域条件下进行对比研究、择优吸收，推动经验从“口口相传”走向“制度化表达”。
同时，志书对脱贫攻坚精神的梳理，有助于凝聚共识、激励干劲，为新阶段改革发展稳定提供精神动力。
对策：面向下一步，如何让“两志”从“编得成、出得来”走向“用得好、用得久”，关键在于强化应用导向与动态转化。
其一，要推动志书成果进入干部教育培训、基层治理实践与政策评估环节，把典型案例、工作方法、风险处置经验转化为课程、手册和制度清单，提高干部应对复杂问题、服务群众和推进发展的能力。
其二，要加强与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任务的衔接，对志书中反映的产业结构调整、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公共服务短板、县域经济培育等问题进行再研究，形成可操作的对策建议。
其三，要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推进资料汇聚与开放利用，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政策研究部门开展基于志书的比较研究、指标回溯与案例评估，使其在学术研究、政策制定、社会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
其四，要持续加强地方史志人才队伍建设和质量管控，巩固全流程审校机制，提升志书的权威性、严谨性与可读性，确保“存史”可靠、“资政”有效。
前景：随着我国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全面振兴，治理重点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促进共同富裕、提升发展质量”，对政策精细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更高要求。
甘肃在全国率先完成省市县三级“两志”，不仅为本省总结过往、谋划当下、研判未来提供了系统资料，也为其他地区开展同类编纂与成果转化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可以预期，随着这些志书在更大范围内被研究、被引用、被应用，其价值将从文化层面的历史记忆，进一步延伸到治理层面的经验供给与制度完善，推动形成“以史为鉴、以志辅政”的长效机制。
"两志"的圆满完成，不仅是一项文化工程的成功交卷，更是对一个时代的深刻记录和总结。
这些志书将成为后人了解甘肃脱贫攻坚历程、学习小康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也是甘肃为国家历史文献库的充实贡献。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甘肃将继续以这些宝贵的历史记录为基础，汲取经验、坚定信心，为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精神支撑和实践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