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贸秩序承压的外部环境，我国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必须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
中央反复强调“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不仅是顺应发展阶段变化、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外部冲击、增强经济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战略选择。
现实表明，能否实现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决定了强大国内市场建设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
问题方面，内需不足尤其消费不振，正在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之一。
供给侧总体较强，而需求侧恢复偏慢，“供强需弱”特征较为明显，影响企业预期、制约有效投资并拖累就业与收入预期改善。
更深层次看，消费存在“两个偏低”的结构性特征，即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偏低、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偏低，导致供需循环不够顺畅，国民经济整体循环的效率受到制约。
原因方面，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交织。
其一，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新旧动能转换尚在爬坡过坎，部分行业供给扩张较快，而与之匹配的新需求释放不足，形成阶段性错配。
其二，居民消费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加快，但优质服务供给的可及性、均衡性和多样性仍需提升，价格、质量、标准、监管等环节的制度供给仍有完善空间，影响了服务消费潜能的充分释放。
其三，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居民对未来收入与支出的预期更趋谨慎，部分消费需求呈现“能消费但不敢消费”“想消费但供给不适配”的现象。
其四，投资与消费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需破解，投资更需要从“扩规模”向“提效率、补短板、强弱项”转变，更好服务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
影响方面，内需尤其消费偏弱不仅影响短期增长，也会对产业升级形成约束。
消费是终端需求，是创新的“试验场”和产业升级的“牵引器”。
消费不旺，会抑制企业扩大生产与研发投入的动力，影响就业吸纳能力与居民增收，进而形成需求不足的循环反馈。
同时，从外部环境看，全球需求波动加大、贸易摩擦和地缘冲突等不确定性上升，如果内需支撑不牢，经济抗风险能力和稳定性就会受到挑战。
相反，若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依托，形成更适配的供需格局，就能把国内循环做强做优，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更坚实的底盘。
对策方面，关键在于以深化结构性改革打通供需两端，实现“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循环，释放“中国制造+中国消费”叠加优势。
一方面，“中国制造”具备坚实基础。
我国制造业规模长期居世界前列，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较高，转型升级将持续孕育创新与投资空间。
另一方面，“中国消费”拥有巨大潜力。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扩大，14亿多人口和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构成了全球最具成长性的消费市场之一。
把制造优势与消费升级更紧密结合，既能促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也能以更高质量供给更好满足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补齐需求短板，重中之重是把扩大居民消费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并把服务消费作为突破口。
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越一定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我国正处于由商品消费主导向服务消费主导转变的关键阶段。
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文化旅游、体育休闲等领域需求增长较快，服务消费对稳定预期、扩大就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具有更强的带动效应。
进一步看，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强、产业链条长、与民生关联度高，扩大服务消费既能形成现实需求，也能通过改善供给体系培育长期增长点。
围绕扩大服务消费，应在提升供给质量与改善消费环境两端同步发力：一是加快补齐公共服务和普惠性服务短板，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降低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增强消费意愿与预期稳定性。
二是鼓励多层次、多样化服务供给发展，推动服务业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完善质量监管和信用体系，提升服务体验与安全感。
三是推动服务消费与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相衔接，扩大优质服务资源覆盖面，释放县域和城市群消费潜力。
四是促进消费与投资更高水平匹配，引导投资更多投向补短板、增后劲、强弱项领域，使投资更好转化为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有效供给。
前景方面，构建强大国内市场的核心在于形成更具韧性的需求体系与产业体系。
我国消费市场仍处于扩容提质阶段，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较大。
随着服务消费比重提升、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供给端在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上的动力将更强，产业链将加速向高端环节攀升，进而带动就业与收入增长，形成“消费—供给—就业—收入—再消费”的良性循环。
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强的条件下，这一循环越顺畅，经济抵御风险、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基础就越牢。
构建供需良性循环既是一场深刻的供给侧革命，也是一次全面的需求侧变革。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制度创新激活14亿人的消费潜能，不仅关乎短期经济稳定，更是塑造中国市场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支点。
这要求我们以系统思维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让超大市场规模优势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胜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