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负担从何而来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基层检察机关既要承担案件办理、法律监督、矛盾纠纷化解等一线工作，也常常面临文山会海、频繁填表报数、重复督查、调研集中等现实压力。少数情况下，工作推进过度依赖材料留痕、数据排名和层层传导，出现“忙在纸面上、耗在流程里”的现象，挤占了办案、释法说理和服务群众的时间精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既是改进作风的重要抓手——也是提升法律监督质效的题中之义。 原因：为何容易出现形式主义 一是责任落实压力与治理方式不匹配。有的工作仍习惯用文件、会议、台账来推动，容易出现“以发文代部署、以开会代落实”。二是管理评价过度数据化。一些领域将“数量指标”简单等同于“工作成效”，引发为数据而数据、为排名而排名，导致重复报送、层层加码。三是调研督查统筹不足。调研主体多、条线多，缺少统一计划和报备协调时，容易出现多头调研、重复接待，基层只能被动应付。四是制度执行不够刚性。对“可发可不发、可开可不开”的判断标准不清，减负要求就难以落地，甚至出现变相加重负担的情况。 影响：减负为何关乎质效 形式主义不仅加重基层事务性负担，也会影响检察履职的关键环节：一上，办案质效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基层长期被会议文件牵制，可能导致办案周期拉长、释法说理不充分、监督线索研判不深入。另一方面，减负也是对干部担当作为的保护。把精力从“留痕竞争”转到“实绩竞争”，有助于形成鼓励实干、容错纠错、注重实效的氛围。对检察机关而言，减负不是“减责任”，而是通过机制优化让责任落实更精准、更可持续。 对策：三项举措针对关键环节 最高检办公厅负责人介绍，2025年以来最高检围绕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着力推动制度化、常态化建设，重点推出三方面举措。 第一，聚焦“控量提质”，让文件会议更少、更精、更有效。最高检统筹制定机关年度发文会议计划，将常见问题对应的27条长效举措融入日常管理，并发文环节开展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与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做到“该发的发、必须发的合并发、可不发的一律不发”。对确需下发的文件，注重整合同类内容，同步推进“立改废”，避免制度碎片化叠加。会议上，压缩系统性会议数量，缩短时长、控制规模，减少不必要的陪会陪同，以更集约的方式实现部署落实。 第二，破除“唯数据论”，让管理考核回归质效导向。最高检持续巩固深化“一取消三不再”，推动督查检查考核从“多头重复”转向“统筹规范”，严格落实计划管理和备案管理，让监督检查更聚焦、更有章法。经审核备案，2025年最高检组织对8个省份实地开展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专项督察，突出“少而精、重实效”的导向。同时，健全重点工作督办机制，梳理形成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一本账”，对党组会议纪要决定事项和机关重点任务统筹抓落实，由党组按季度听取进展，强调用闭环管理替代层层报数，用责任链条替代材料堆砌。 第三，紧盯基层痛点，推动调查研究更有针对性，减少重复扰民扰基层。针对基层反映集中的调研扎堆、多头调研、接待负担等问题，最高检对施行十余年的调研制度进行修订，出台新的调研工作办法，对调研统筹、方式方法、跟踪问效、接待规范等作出明确规定，并设计研发调研报备系统，推动调研从“看得见的忙碌”转向“解决得了问题”。这有助于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制度优化和工作改进，避免“调而不研、研而不用”。 前景：以制度减负释放治理效能 从趋势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正在从阶段性整治走向长效治理。随着发文会议计划管理、督查备案管理、重点工作“一本账”和调研报备系统等机制逐步完善，基层负担有望持续下降，资源配置也将更多向办案一线、监督主业和民生关切倾斜。更重要的是，若在评价体系中深入强化“高质效办案”导向，在工作推进中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形成“少发文、开短会、重落实、看实效”的常态，减负成果将更可持续，也更能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公平正义体验。
整治形式主义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在制度层面持续完善。最高检通过建立必要性评估机制、优化管理体系、改进工作方式，探索出一条既能减轻基层负担、又能提升工作效能的路径，也为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参考。随着有关制度更完善并落地见效，检察机关工作作风将持续改进，基层干部的工作环境也将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