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叫文森特·威廉·梵·高的家伙，在1853年被生在荷兰乡下，本来是个要当牧师的世家子弟。年轻时，他也跟别的年轻人没两样，老觉得传教才是正事儿，画画不过是个随身的记事本。那时候的画笔也很单调，大都是灰蓝、暗褐和沉绿这种颜色，好像世界被一层雾给蒙住了。 直到1886年，巴黎的阳光总算照进了他的小工作室。印象派和新印象派那种亮闪闪的颜色，就像一把钥匙，一下子把他的眼睛给打开了。 1888年，凡高带着几箱画具跑到法国南边去了，坐了15个小时火车把巴黎的车水马龙全抛在了后头。阿尔勒的太阳虽然更热，但他还是一个人孤零零的，没人聊天也没人懂画。转机是在邮局碰到的：有个叫鲁兰的中年邮递员，笑哈哈地递了封信给他，也给了他接着画下去的勇气。 他就给鲁兰一家画了六张像，《邮递员鲁兰的肖像》就是其中一幅。画里头的鲁兰低头看着什么，胡子卷得像两条黑色的瀑布；背景那大红大绿的墙纸图案乱飞，看着就像被大风刮得乱七八糟的花园。那些不规则的图案和跳动的色块，在凡高笔下变得温柔起来——像是父亲那种稳重劲儿，还有家里烟火气。这幅画现在在拍卖行卖了六千多万英镑（快九千万美元了），成了他作品里排第二的高价货，证明了“荒野里也能长出向日葵”。 到了1890年7月，凡高在法国瓦兹河畔的圣雷米割了自己的耳朵，接着就进了精神病院。 他那会儿脑子不太灵光但创作劲头正猛：麦田、柏树、乌鸦、星夜……他把夜空画成了漩涡，麦穗烧成了火焰。那一年他才37岁，把一辈子的劲儿都攒到了最后两年的画布上。 《星夜》、《向日葵》、《有乌鸦的麦田》……这些画等他死了以后集体亮了起来，成了人类眼睛里最亮的星。 凡高活着的时候只卖出过一张画，却给咱们留下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光。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值钱的东西往往是在没人鼓掌的时候长出来的；等颜色从灰蒙蒙变成了热烈，艺术也就从一个人的事变成了永远的东西。 现在咱们去奥赛美术馆或者是苏黎世昆斯豪斯的店里看看，还能听见那些金灿灿的向日葵在说话——它们跟后来的人说：坚持把眼睛里的亮光留在纸上头吧，时间肯定会把黑夜一起给照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