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点名举荐费祎等三人——称其“志虑忠纯”——可当“良实”；这份奏章的分量不言而喻，也意味着费祎自此进入蜀汉决策核心。作为荆州士族的重要代表，费祎以外交手腕和行政执行见长，在诸葛亮主政时期多次承担关键任务；其“识悟过人”的评价，在多种史料中都有呼应。
从《出师表》中的“良实”，到后世评价分歧，费祎形象之所以复杂，于他正处在蜀汉国运转折与资源约束的交会处。评价这位重臣，既要看到他在维持秩序、保存民力上的贡献，也要正视其关键决策所付出的代价。历史不只需要英雄叙事，也需要对制度条件、国力边界与选择后果的冷静审视；把人物放回时代坐标中，才能更接近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