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写了一本书，名字叫《王朝的末路》。这本书是讲崇祯皇帝在位期间，明朝是怎么从内部混乱和外部压力中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这个故事从1639年开始，一直讲到2004年。樊树志觉得，在这个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近代化的迹象，而且需要把它放到新航路开辟后的世界变化中来研究。当时他这么说的时候挺大胆的，现在大家都认可了。 书里把明朝的衰败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看。当时西方世界正在经历一些改革，比如都铎王朝的变革，正朝着现代化前进。而明朝那边呢，制度上腐败严重，加上内部问题和外部敌人的夹击，情况越来越糟糕。樊树志细致地描绘了崇祯皇帝在周延儒、杨嗣昌这些大臣之间左右为难的样子。 崇祯十二年八月，也就是1639年，杨嗣昌主动请求去南方领导军队打仗。他之前是内阁首辅，后来又担任兵部尚书。这次南下是为了替换被罢免的熊文灿。杨嗣昌因为抚局失败而被赶下台。这次事件不仅改变了明朝镇压叛乱的战略重点，也显示了崇祯帝对大臣的不信任和猜忌。 杨嗣昌作为兵部尚书，负责全局战事自然逃不掉责任。大家对他的批评很多。崇祯帝是怎么处理的呢？他先把杨嗣昌免职但保留官职和权力，很快又给他恢复了官职。这种一会儿贬官一会儿重用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保护杨嗣昌。杨嗣昌推荐傅宗龙接替他的职位，希望能把麻烦事扔给别人而又不失去皇帝的信任。 可是张献忠在谷城又崛起了，打乱了他的计划。熊文灿是杨嗣昌推荐的人，“抚局”也是他支持的策略。现在“抚局”失败了，他不仅难辞其咎，还得面对一个问题：没人能替他去围剿敌人。明末的时候督师制度有很大缺陷。 一方面，督师虽然有尚方剑这样的临机处置权，但重大决策还得请示皇帝；另一方面，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督师如果得不到中央强有力的支持，很难真正掌控地方实权人物。崇祯帝虽然给了权力，但生性多疑，如果前线稍微受挫就会严厉责备甚至下狱治罪。 这种既有大权又有重责的体制让督师成为高危职位。杨嗣昌去南方后面对的是襄阳失守、李自成势力壮大、张献忠流动作战等一大堆烂摊子。两年后他在沙市忧惧而死时感慨道：“君恩旷世难逢，臣罪没齿无怨”，说明他面临的困境超出了个人能力范围，反映出明朝政权系统性崩溃的一个侧面。 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张居正改革虽然一度带来了“万历中兴”，但很快退缩到经济领域而没有触动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再勤奋的君主也无法独自挽救一个系统性溃烂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