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当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相互牵引、相互支撑。一方面，首都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新技术、新业态加速涌现，就业结构随之快速变化；另一方面，部分岗位的技能要求更新更快、分工更细，劳动者能力与岗位需求之间的“时间差”“匹配差”仍然存在。如何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持续创造更多稳定、体面、可成长的岗位，成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关键课题。 原因： 从供给端看，技术迭代与产业变革的周期明显缩短，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职业形态更新，岗位对复合型能力、数字技能、跨界协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教育培养具有一定周期性，课程更新、实践环节、校企协同等环节若跟进不足，容易出现“学有所成但用非所学”的结构性矛盾。 从需求端看，产业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在部分领域的目标和节奏需要更好衔接。产业扶持若更偏重“项目落地”“产值指标”，而对岗位数量、质量与成长空间关注不足，可能导致产业发展与就业提质不同步。企业在转型升级中面临资金、成本与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其扩岗稳岗和技能培训投入。 影响：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在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的背景下，若能把“就业友好”作为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评价维度，将更有利于把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为可持续的就业增量和收入增量。高质量岗位供给增加，能够提升劳动者获得感和城市吸引力，深入集聚人才、激发创新活力，形成“产业升级—岗位提质—人才集聚—创新加速”的良性循环。反之，若岗位供给与技能升级脱节，可能加剧结构性矛盾，影响青年就业预期与人力资源有效配置。 对策： 赵忠认为，北京社会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应在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更加突出就业导向，形成多政策协同的组合拳，打造“就业友好”的现代产业体系。所谓“就业友好”，核心在于产业在转型、升级、迭代过程中，能够持续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并通过岗位质量提升带动劳动者收入增长。 一是推动产业发展与人才高地建设同向发力。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围绕关键领域和重点产业链，提前研判人才需求结构，提升岗位供给的稳定性与成长性。新技术催生的新职业、新工种，为高校毕业生和初入职场群体提供了舞台，应通过政策引导与平台建设，让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就业机会。 二是强化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适配度。面对行业变化快、岗位更新快的现实，不能仅以“对口率”衡量培养成效，更要强化“可迁移能力”。在人才培养中注重提升学生进入社会后的快速适应能力、应对岗位变化能力以及自我更新和持续学习能力，使其能够在职业生命周期中不断成长，适应产业升级的节奏。 三是完善激励机制，增强“技能贡献”与“收入提升”的联动。技术进步带来的不仅是岗位数量变化，更是岗位质量提升。推动劳动者将技能与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尤其是能够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有助于更好体现技能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的价值。与此相衔接，应进一步健全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让“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贡献者多得”在更大范围落地，增强劳动者提升技能的内生动力。 四是强化政策协同与评估导向。在产业、金融、财政等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可探索将就业创造能力、岗位质量、培训投入、职业发展通道等纳入政策评估，推动资源配置更多投向就业带动强、成长性好的领域，形成以高质量就业检验产业政策成效的导向。 前景：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进，首都现代产业体系将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就业友好”的提出，说明了把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统筹起来的治理思路。可以预期，未来一段时期，北京在巩固科技创新优势的同时，将更加注重以岗位质量提升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以更有韧性的就业结构支撑高质量发展。通过完善人才培养、强化技能供给、优化政策协同，有望在全国率先形成现代产业发展与高质量充分就业相互促进的示范路径。
作为全国发展的排头兵，北京构建就业友好型产业体系的探索至关重要。这不仅关系数百万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关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成效。只有当产业发展与就业创造形成良性互动，高质量充分就业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