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即将到来的2026年，数字经济如何拓展新空间、培育新动能，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现实议题。
全国数据工作会议传递出的信息表明，我国将围绕全国数据市场建设持续发力，把数据要素的供给、流通、应用和治理贯通起来，为产业转型升级与公共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问题在于，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仍面临多重瓶颈：一方面，数据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数字领域人才缺口已达千万级别，复合型、工程型人才尤为紧缺；另一方面，部分行业在推动智能化升级过程中“有模型缺数据”“有算法缺高质量数据集”的矛盾突出，数据质量、标准体系与工程化能力不足制约创新效率；同时，城市治理场景对数字化、智能化的需求快速上升，但跨部门数据协同、平台能力与制度供给仍需进一步完善。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既有技术与产业演进带来的客观压力，也有长期积累的基础性短板。
一是新产业新业态迭代快，岗位需求从传统信息化向数据治理、数据工程、智能应用等领域加速迁移，而教育培养体系更新需要时间；二是数据生产加工环节长期“碎片化”，缺乏规模化、标准化的组织方式，高质量数据集供给不足；三是一些地方在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应用建设与治理能力提升尚未形成同频共振，导致场景创新难以稳定复制、有效推广。
这些矛盾的直接影响，是企业创新成本上升、研发周期拉长，中小企业和创业团队在数据获取与处理环节承压更明显；从社会层面看，若缺少高素质数字人才与可靠的数据供给体系，数字化服务与公共治理效能提升将受到掣肘，数字经济对稳增长、促转型的带动作用也难以充分发挥。
反过来看，这些短板本身也意味着结构性机遇：谁能率先补齐人才、数据加工与场景落地三大关键环节，谁就更可能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占据主动。
针对上述问题，会议释放的政策取向更强调“打基础、强能力、促应用”。
在人才方面，国家将持续加强数字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协同发力：部分高校有望增设数字经济、数据科学等相关专业方向，职业院校也将完善课程供给，面向产业一线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形成既懂业务又懂数据的“数字工匠”和数据工程师队伍。
这不仅有助于缓解供需缺口，也将提升产业整体的工程化与标准化水平，为数据要素市场运行提供人力支撑。
在数据供给侧，推进“数据标注创新工厂”建设被视为补齐关键链条的重要抓手。
数据标注并非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其本质是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可训练、可验证、可复用的高质量数据资产，涉及标准制定、工具平台、质量控制与安全合规等系统能力。
通过规模化、流程化、技术化的加工体系，有望提高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效率，缓解智能应用研发中的数据瓶颈，推动更多行业从“试点探索”走向“可持续应用”。
在应用侧，支持有条件地区打造“城市智能体”，反映出城市数字化转型正从“系统上线”转向“能力运营”。
依托更强的模型能力与城市运行数据，城市智能体可在交通组织、内涝预警、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等方面实现更及时的感知、更精准的研判与更高效的协同处置。
对地方而言，这既是提升治理效能的路径，也可能形成带动投资与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进而推动城市更新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向发力。
从前景看，相关负责人在会上指出，“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目标任务已完成，“十五五”数字中国建设规划正在加快编制。
可以预期，未来一段时期，数据要素制度供给、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与重点场景应用将进一步联动推进：在产业端，制造、交通、能源、金融等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有望提速；在区域端，围绕数据流通与算力、网络等基础能力的协同布局将更趋完善；在治理端，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合规流通等制度框架也将更强调可操作性与可执行性，为全国数据市场建设提供稳定预期。
数字经济的竞争，既是技术与产业的竞争，更是制度、人才与数据供给体系的综合较量。
把人才培养做深、把数据加工做强、把应用场景做实，全国数据市场建设才能真正形成“资源可流通、价值可计量、创新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面向2026年，抓住数据要素这一关键变量，既需要企业在研发与合规上加大投入，也需要地方在场景与治理上持续探索。
越是基础扎实、规则清晰、应用成熟，越能在新周期中赢得更确定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