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文献所载“都城”“郡治”长期缺少考古坐标支撑 绍兴古城历史地位特殊：东周时期为越国都城，汉至六朝时期又是会稽郡治所。但长期以来，涉及的判断主要依据《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典籍及地方志线索，缺少能够还原空间格局与制度运行的考古证据。加之城市叠压明显、地下水位偏高、近现代建设密集，关键遗存不易发现，也难以完整揭示。在城镇化和基础设施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如何精准识别并保护“都城—郡治”核心区遗迹，成为绍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面临的现实问题。 原因——建设配套考古与系统发掘推动遗址“从记载走向证据” 2024年至2025年，为配合基本建设项目并落实“考古前置”要求，越城区两处重点区域开展考古工作：稽中地点位于稽山中学校内，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354处，出土重要遗物2780件；塔山和畅坊地点位于塔山南麓，发掘面积约3600平方米，清理遗迹1511处，出土重要遗物2981件。两处地点分别处于古城核心与屏障山麓，地形关系与都城防御体系、宫苑礼制空间及郡治管理空间的组合逻辑相契合，为关键发现提供了条件。 影响——越国都城格局、礼制与郡治行政体系获得关键拼图 一是越国城防体系首次出现可测量、可复原的实体证据。在塔山和畅坊发掘区南端，揭露一段东西向延伸的东周时期城墙遗迹，已清理长度45米，并显示仍向两端延展。城墙以分层夯筑黄土夹砂石颗粒构筑，剖面呈梯形，底宽约10米、顶宽约5米。更重要的是，墙体东侧发现门道遗存，保留柱洞痕迹及局部路面，并见木质排水暗渠。门道位置与文献所述塔山“司马门”相吻合，为梳理越国都城城门体系以及道路、水工设施提供了难得线索。 二是越国宫台建筑基址的发现，使都城核心建筑形态得到实证。稽中地点地下约5至6米处，发现由筏状木构基础、础板立柱及水井等构成的大型建筑遗存，局部保存屋顶倒塌堆积。筏状基础近方形，由圆木纵横叠压铺设，已揭露14个独立基础，成组排列、尺度较大；多处大型木制础板与立柱组合，显示建筑等级较高；木构水井制作精细，反映当时木作与用水工程技术。屋面倒塌堆积中可见瓦件及苇编、树皮、竹管等材料，并发现竹席地面遗存，为研究越地建筑用材选择、防水处理与施工工艺提供了直接证据。相关发现指向越国宫台或宫苑核心建筑区，为理解越国国家形态、宫室制度与都城布局提供了新的考古支点。 三是高等级祭祀场所的揭示，有助于重建越国礼制空间。在塔山和畅坊中南部，发现大规模祭台及祭祀坑、祭祀沟等组合遗迹。祭台为人工垒筑并多次营建形成，高台清理面积约2000平方米，堆积厚约2米；台基采用树皮、植被层夹土铺垫，并以木垫板、木桩等加固，体现对软土地基的工程化处理。祭祀遗存与城墙、门道相邻的空间关系提示，礼制活动可能与城防、交通节点形成联动，为认识越国祭祀组织方式与仪式等级提供新的研究线索。 四是会稽郡治与官营手工业遗存的出现，勾勒汉至六朝时期的行政管理与城市功能分区。稽中地点首次发现汉六朝时期会稽郡官署建筑基址；塔山和畅坊则发现汉晋时期官营作坊遗存，表明当时郡治除承担行政管理外，可能还通过官营生产体系支撑城市运行与区域治理。两处发现相互印证，为研究会稽郡治的迁徙沿革、空间布局及其与地方经济的关联，提供了较为连续的实物材料。 对策——以“保护优先、研究并进、展示利用”推动成果转化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都城—郡治”关键遗存逐步显现，下一步应在城市更新与基础设施建设中深入明确文物保护底线，完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工程建设之间的衔接机制，尽可能在规划阶段预留遗址保护空间。同时，应推动多学科合作研究，综合木材年代、地层堆积、建筑构件与出土器物序列，建立更细致的年代框架与功能解释。对具备条件的重要遗迹，可探索原址保护与公众展示并行的路径，通过遗址公园、专题陈列与数字化复原等方式，系统呈现越文化与会稽郡治的历史脉络，提升城市文化辨识度与公众参与度。 前景——从“名城记忆”走向“学术高地”与“文化地标” 此次发掘在越国城防、宫台建筑、祭祀礼制以及汉六朝郡治行政空间各上实现多点突破，标志着绍兴古城由“文献中的都城与郡治”进一步走向“考古可验证的都城与郡治”。随着后续发掘与研究推进，越国都城的范围边界、城门体系、道路水网与宫苑区结构有望更加清晰；会稽郡治的布局与功能分区也将获得更完整的解释框架。相关成果不仅将服务学术研究，也将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文旅融合与公共文化建设提供更扎实的支撑。
此次发掘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沉埋两千余年的越文明线索。考古工作深入绍兴古城地层，不仅还原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面貌，也为观察长江下游早期国家形态提供了更清晰的实证。随着研究不断推进，这片土地将继续讲述“卧薪尝胆”背后更完整、更宏阔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