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炮楼压境，百姓蒙难，游击力量亟须“破局” 1943年秋，江苏南通通扬运河沿线仍在日伪统治阴影之下；金余镇炮楼据点扼守河道要冲，日军与伪军依托工事实施“据点—封锁—扫荡”战术，动辄搜村抓丁、抢粮烧屋，致使周边十余村落生产生活受到严重破坏。面对日伪火力与兵力优势，当地抗日武装虽多次袭扰巡逻、破坏交通，却难以形成决定性打击；敌人反而不断加码报复，群众安全与组织隐蔽面临双重压力。如何从“被动躲避”转向“主动出击”，成为当时区委与区队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原因——敌强我弱与地形条件并存，“引敌入伏”成为关键一环 从战场态势看，金余镇炮楼内日军一个小队并配属伪军一个排，总计六十余人，依托碉堡、机枪火力与河道交通，机动与警戒能力较强；而区队与民兵武器简陋、弹药有限，更适合短促突袭与伏击歼灭。，“选择有利地形打一仗”成为现实选项。经研判，易家桥处于敌人下乡扫荡常用通道，桥面狭窄、两侧临河，一侧为高粱地、一侧为芦苇荡，便于隐蔽部署与截断退路，具备“打近、打突然、打快速撤离”的战术条件。但难点在于：敌人扫荡路线不定、警惕性强，若不能有效诱导其按预定方向进入桥区，伏击计划将难以落地，甚至暴露组织力量，引来更大规模清剿。 影响——一人担险换取战机，既关乎战斗成败，更关乎群众安危与士气 在区委召集的作战会议上，围绕“如何把敌人引到易家桥”展开讨论。此时，渔民出身的秘密联络员陆志明主动提出由其承担诱敌任务。陆志明长期在通扬运河沿线行船谋生，熟悉水路与村情，对日伪盘查规律、据点人员构成、周边通行路径较为了解；更重要的是，他在群众中有一定掩护条件，便于在复杂环境中周旋。诱敌任务的风险极高：一旦被识破，个人生命难保；同时将牵连地下交通线，影响区队后续行动，甚至导致敌人对村庄实施更严厉报复。因此，这个行动不仅是战术选择，更是对组织纪律、群众基础与心理承受力的综合考验。 对策——军民协同、情报先行、点面结合，形成“诱—伏—撤”闭环 为降低风险、提高成功率，行动部署强调三点：其一，情报与身份掩护并重。依托联络员长期经营的社会关系，提前摸清炮楼日伪当日动向与哨卡警戒，选择敌人心理松动或信息不畅的窗口期进入据点周旋；在接触过程中以民间事务或水上生计为掩护，避免直接暴露组织意图。其二，伏击阵位强调“近距、分割、封控”。主力隐蔽于高粱地与芦苇荡，控制桥头与桥面射界，形成两端夹击与侧翼火力，力争在短时间内压制敌火力点，切断其回撤至炮楼方向的通路。其三，撤离预案与群众转移同步推进。鉴于敌人可能实施报复性清剿，民兵负责引导周边群众临时隐蔽，交通线准备撤离路线与掩护点，确保战斗结束后迅速收拢人员与装备，避免陷入消耗战。 从战术逻辑看，此类伏击并不以“久战歼敌”为目标，而是以“打疼敌人、削弱其扫荡能力、迫使其收缩活动半径”为主要效应；同时通过一次成功的集中打击，提振群众信心，巩固基层组织的动员力与凝聚力。陆志明孤身涉险，实质是在最薄弱的一环上“补上关键一块”，使整体作战链条闭合。 前景——打击据点体系需久久为功，胜利来自群众与组织的持续合力 从更宏观的抗战格局看，日伪在运河沿线修筑炮楼、实施封锁，是典型的“据点化”控制方式；应对之道在于以群众为依托、以交通联络为纽带、以灵活战术不断削弱其外出行动能力。一次伏击并不能彻底拔除据点，但能够形成连锁效应：一是迫使敌人增加护卫、延缓扫荡频次，降低对村庄的直接威胁；二是为区队争取训练与补给时间，扩大民兵力量；三是通过可见的战果增强群众支持，使情报、掩护、补给等基础工作更稳固。可以预见，随着斗争深入，围绕运河交通线与炮楼据点的攻防将更趋复杂，唯有坚持组织化、体系化的斗争方式，才能在局部不断积累主动权。
在敌后战场，胜负往往取决于规模，而在于能否在关键环节打开局面。陆志明的选择不是逞勇，而是基于形势判断的担当——以个人安危换取战机，以一次胜利为水乡赢得喘息之机。历史证明，抗战的持久力量源于人民支持与组织能力的结合，源于对天时地利人和的把握，更源于无数普通人的勇敢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