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张五常老师读书的事儿，还真是挺有意思。以前咱们的老祖宗总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话听听也就算了，千万别当真。要是真读书就能发财抱美人，我还至于现在有空给《壹週刊》写文章吗？当然，黄金和美女谁都想要，但对我来说，这种乐趣远比不上读书带来的愉悦。 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是个读书的“专家”，不过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从1965年开始，我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1969年之后，就更少了。后来到香港大学任职九年，竟然连图书馆的门都没踏进过一次。这变化确实挺让人意外。 回想起来，我的读书经历其实就是个变化的过程：从什么都读变得读得广，再从广博变成专精，后来连书也懒得读，变成听别人讲，最后连听都懒得听了。是啊，我小时候读书成绩其实不怎么样，可能是因为什么杂七杂八的书都看，学校教的我不闻不问。反倒是那些唐诗宋词、水浒三国、武侠小说、象棋书谱等等，我看得津津有味。进了大学之后，我的兴趣就变得更广了。除了经济学，逻辑学、历史、人类学这些我都很有兴趣。就算是在经济学内部，价格理论、福利经济这些我也都有涉猎。 进了研究院后，我就开始往专了走。先是专攻价格理论，后来又专注于产权和交易费用的问题。到了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产权与交易费用上，以及当时没人在意的合约理论上。现在业内不少朋友都觉得是我创立了合约理论。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去了芝加哥大学后我读书的时间就更少了。那时候是1967年，在芝加哥大学我主要看研究资料，很少看书。有几家学报请我当评审员，我就硬着头皮看了不少没发表的文章，结果发现十之八九都没法看。 1969年我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后，邀请我评审文章的学报越来越多，烦得不行，干脆就把所有评审的任务都推掉了。不读书也不评审文章，剩下的时间我就专心研究合约理论。同行里有什么新点子都会来找我讨论。刚开始我还听听他们说什么，后来就变成想自己的事听别人的话。 上面说的这个读书经历，从杂到博再到专再到听最后到不闻不问并不是我自抬身价。很多人读书的路子也都差不多是这样的。不过像我这样从专变成不读甚至听而不闻的人在学术界应该不多见。我也不太好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可能有个原因就是觉得书里或者同行嘴里说的来来去去就是那一套，没什么新意了。还有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发表自己的观点，越少受别人影响越好。这种独立思考就像在黑暗中幻想无边无际的天空一样自由得很舒服。 不过这种状态要是一直没什么进展也挺寂寞的甚至苦闷得很。可一旦思想进入那种无人的天地里就很难出来去找人讨论了因为觉得自己想的东西讲起来太长累人也就懒得解释了。 是啊我有十多年没向同行朋友提过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现在想想我觉得在学问里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六十年代初期那段时间。 那时候我老老实实地苦读了大概四年时间。 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研究生图书馆里我占了个仅能容身的小房间把要读的书都搬进去带着干粮（地上能睡觉）不分昼夜地看上几天把不明白的问题记下来一出馆门就去找老师问问题。 这样读读问问又问问读读每过几天都觉得自己大有进步那种高兴劲儿真是没法跟外人说。 现在看来觉得是老生常谈的学问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特别新鲜对我的思想冲击很大。 当时我觉得那些知识就像是一个大金矿什么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于是我就生怕自己落在别人后面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就去“淘金”了。 要读的书太多几位厉害的教授又乐意给我指点迷津就好像进入了桃花源一样快活。 是啊读书这事儿确实很热闹刺激但是约束也很大另一方面像我这种“独行独断”的思考虽然毫无约束很舒畅但有时候也很苦闷寂寞而且对那些不懂行的朋友来说我估计也是个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