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是巧，1936年寺冈龙含专门考证了《史记》三家注合刻的起源，而1939年东洋文库的学者更是把朝鲜、越南的汉籍目录都整理了出来。这次原典纪书局拿来影印出版的，正是那部已经散佚多年的130卷《史记集解》，这还是个日本镰仓时期的写本，虽说只有79卷流传了下来，但这已经成了后人研究《史记》最权威的范本。大家都知道唐代的张守节评价裴骃，说他善于叙事，文章质朴不做作；现代学者朱东润也坦言，现存的最古老的《史记》注本里，就只有裴骃这一家。 话说回来，南朝宋代出了个裴氏世家的后人裴骃，他是从河东裴家走出来的。他的父亲裴松之刚以一部《三国志注》在当时声名大振，年少的裴骃就接着他父亲的活儿，把目光投向了更久远的《史记》。《宋书》里用了十六个字就记载了这段学术传承：“松之所著文论及《晋纪》，骃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短短几句话，既体现了家学的传承，也看出了那个时代学术风向的转变——史学在魏晋玄风的影响下悄悄独立了出来。 为什么魏晋时期的史学突然“火”了呢？两汉那会儿经学独尊，儒学的地位根本动不了；到了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让士人们更看重才能而轻视德行，经学慢慢没落了，玄学、艺术还有史学就一起发展起来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有句话说得好：“吾常谓晋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有晋为全盛时代。”《史记》作为“史家之绝唱”，自然成了当时士人竞相研读的“必修课”，裴骃的注解也就顺势诞生了。 要把这部书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还得说说原典纪书局是怎么做的。这家公司在古籍数字化和出版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旗下品牌已经出版了850种以上的纸质图书，拥有中文古籍数字图书300多万册，欧美古旧数字图书更是达到了1300万册，而且这些资料有95%以上都是保持原色原貌的高清原版数据。他们从科研合作开始一直做到古籍数据库的直销，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古代学者留给我们的智慧，以最接近原貌的方式重返书页。 再说日本那边对汉籍版本的研究那是相当厉害。泷川资言写了部《史记会注考证》，把各家注释都收罗了进来；大学图书馆也都在编撰“和汉书籍”的目录。像寺冈龙含那样专门考证源流的学者很多；东洋文库的目录里也收录了不少朝鲜和越南刊刻的汉籍版本。这次原典纪书局就以镰仓写本为底本再现了南朝旧观。 广州的原典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给这个项目提供了很大支持。他们拥有海量的古籍资料和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从整理到销售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这不仅是对古代智慧的一种传承也是对文化的一次珍贵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