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中办和国办印发了文件，给学校减负出了新招。但不少学校仍在给家长派活儿。北京西城区有位朱女士就说，孩子班里经常发电子版的练习卷，“怕不及时回复老师，这两天精神一直绷得紧紧的。”家住山东枣庄的宗女士算过一笔账，孩子一学期打印的作业摞起来能有0.2米多厚，“这还不包括上交的呢。”而家住山东济南的王女士也很发愁，“我平均每周得去打印3到5次作业，有时候夜里接到通知就没辙了。” 这事儿不光在山东济南有，北京好多地方也一样。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的姚金菊教授说，这是把学校的事儿全推给家长了。《法治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像语文默写纸、英语专项练习这种内容，老师们虽然标着“有条件可打印”，但多数家长还是选择自己出钱出力。一次打印才花2到3元钱，可累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经济上有负担还不算啥，心理压力才最大。多位受访的家长都觉得这种方式不合理，“要是给老师提意见怕老师不高兴，反而让孩子在学校受影响。”姚金菊认为，“双减”政策本来是想让学生在校内完成作业，现在却成了家庭必须做的功课。要是让家长成了学校的附属执行方，既耽误了学生的校内学习质量，也加重了家长的负担。 新华社记者注意到，这类打印作业往往是碎片化的、临时的，和政策倡导的“精准化”理念有差距。教育学者呼吁学校得把作业设计的主体责任担起来，“不能光让家长当帮手。”部分地方已经开始探索新路了，比如统一印练习材料或者用校内的设备给学生打印作业。 责任边界不清是这一现象的深层矛盾所在。“打印作业”虽然看着不起眼，却暴露了政策落实中有待细化的环节。“教育是家校社协同共育的工程，”专家们指出，“学校得扛起担子当好主角，家庭得回归陪伴与支持的本分。”只有大家分工明确、互相配合，“才能够真正构建起健康、科学的育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