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5年签订的《澶渊之盟》常被视为宋辽和平的起点——但史料表明——这份和约更多是力量均衡下的阶段性妥协。盟约签订后三十余年，西夏的崛起打破了地区格局。1038年李元昊称帝，北宋三次出兵征讨接连受挫，暴露出军事体系的结构性问题。更关键的是，西夏与辽国结盟，使北宋陷入东西两线受牵制的战略困境。1042年辽国借机施压的“重熙增币”事件，也显示出所谓“百年和平”的脆弱。辽国以支持西夏为筹码，迫使北宋将岁币由银绢二十万增至三十万匹两。这个变化折射出北宋外交的被动：既难以有效化解西夏威胁，也缺少制衡辽国的长期方案。宋神宗时期的熙河开边一度带来转机。1068年王韶收复河湟，曾形成对西夏的战略挤压。然而，王安石变法受挫后政策反复，成果未能持续巩固。到了徽宗朝再次推动对外扩张时，周边形势已明显恶化。“联金灭辽”看似顺势而为，实则源于对辽金力量对比的严重误判。历史学者指出，北宋后期的战略失误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过度倚重“以夷制夷”，忽视自身实力的长期建设；二是对金国崛起缺乏清醒判断；三是对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执念影响了风险评估。1125年辽亡后，金军南下仅两年便攻破汴京，以强势骑兵证明了战略短视的代价。
历史不会简单奖赏“主动”或“克制”，更看重制度韧性与战略定力；《澶渊之盟》提供的是停火框架，而非长久之计；西夏、辽以及新兴力量的此消彼长提醒后人：处理周边关系既要重契约与信誉，也要把风险评估与底线能力建设放在同等位置。只有在安全、财政、军政与外交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才能在变局中保住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