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杜特尔特政府启动禁毒行动，短短两年间，约4817名嫌疑人被卷入其中。根据数据显示，其中仅有248人死亡，这个致死率仅占3%。面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质疑，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Kaufman试图用这个数字来掩盖事实，声称抓捕几十万人，死亡人数只有几千人，比例微不足道。然而，这样的辩解未能打动法学界。菲律宾大学法学院的Michael Tiu指出，虽然政府没有发布明确的书面命令，但只要杀戮呈现出某种模式，就足以证明存在实质命令。这种暴力不仅给受害者家庭带来巨大创伤，还在整个社会引发了深深的恐惧。Arguelles分析认为，警方在行动中习惯性地以暴力解决问题，这种惯性已经渗透到整个官僚系统中。警方普遍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国家任务”，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截至2017年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该行动导致4000人死亡。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和无法挽回的生命。Gary Dionisio强调，国家合法性不能用死亡比例来衡量。哪怕是一次法外处决，都是对宪法的践踏。Dionisio回忆起夜风吹过街道时的恐惧气氛，那种心理上的紧绷感让人们晚饭后都不敢出门。 辩方律师Kaufman进一步试图用百分比来辩解：1900名警察被控，375人被革职。这听起来像是严肃的问责过程，然而专家指出这只不过是一场表演式的问责。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暴力能够长期被默许存在？Arguelles指出这种重复表态本身就是政策信号。基层警察表示他们能够理解领导的意思，不需要明说就能够明白行动的意义。 这次听证会让人们意识到权力边界的问题。ICC预审分庭将于60天内决定是否进入正式审理阶段。各方知道这次交锋不仅仅是法庭上的法律博弈，更是对权力边界的一次探问。有些人更关心结果，而有些人则更关注过程中的细节。对于许多受害家庭来说，哪怕迟来的正义也是一种呼吸机会。 整个过程让人想起一件小事：前年我在马尼拉采访时，一个出租车司机说：“那几年晚上街上连狗都不叫。”这句无意之言比任何报告都扎心。那种静默其实是恐惧的形状。人们开始反思权力一旦以比例衡量生命时就是对人性的背叛。